《余秋雨人生哲言》 0 书名：余秋雨人生哲言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07 isbn：7208061017 1 三年前，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的李伟国先生来电，说要编一本我的“语录”。 “语录”这词，意思很平常，但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被赋予了某种奇怪的色彩，让人闻之却步。幸好，作家张爱玲为她那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妈编过几页语录，让事情回到了平常。 这些年我还在世界各地游历，而喜爱文学的辞书专家王雅军、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张良一先生则一直在孜孜矻矻地做着这件事，我一时都忘了。直到有一天，一大堆稿本分好几个大纸袋装着送到我眼前，我才大吃一惊，并深深感动。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与辞书出版社协商共同出版，并由年轻一辈的编辑张莉重新选编整理。新的稿本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的选择标准，但体量还是很大。这期间，我又见到了由东北著名诗人马和省先生和其他两位诗人策划编选的《余秋雨语录》，便产生了一种担心，怕上海版的语录与东北版产生太多的重复，给关爱我的读者带来遗憾。因此，以后旅行，不管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在行李箱里带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那堆稿本，偶尔拿出来翻翻，每次都抽掉几页，凸显“人生”这个主题，最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广大读者是如何看待这些语录的，自己却有一个意思要向大家表述—— 小时候每次进山，总会采摘一些不同的树叶带回来，夹在书本簿册间，让它们慢慢干去。有时不小心翻到，脉纹清晰而生机全无，却能让人想起满山树林，轻风一过，声如湖潮。 我的那些文章和著作，也算是栽种在山间的一棵棵树木吧，栽种之时只考虑到它们的整体生命，不敢想象它们的叶子会被一片片采摘。在我看来，树叶之美，在于树杈的能量和姿态；树杈之美，在于树木的能量和姿态；树木之美，在于山峦的能量和姿态；山峦之美，在于天地的能量和姿态。 因此，树叶不宜采摘。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是不智之举。 但是，此论不可绝对。寒冬季节，万木凋零，山河失色，只有夹在书本间的那些树叶还为人们保留着某种记忆。即便不在冬季，世上还有很多人无暇或无力畅游山林，那么，几片树叶，也算是一种不俗的馈赠。如果不同的树叶还能拼接出几组神奇的图案，那就更有意思了。 眼前这本书，就是从我栽种在山间的那些树木中采摘下来的叶子，它们脱离了曾经滋养它们的枝干，却在这里拼接出了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叫“人生”。 如果读者愿意凑近鼻子细细一闻，说不定还残留着山林的依稀气息。 乙酉年寒冬季节 2 那天，我实在被蒙古草原西边的胡杨林迷住了。薄暮的霞色把那么一丛丛琥珀般半透明的树叶照得层次无限，却又如此单纯，而雾气又朦胧地弥散开来。正在这时，一匹白马的身影由远而近，骑手穿着一身酒红色的服装，又瘦又年轻，一派英武之气，但在胡杨林下，只成了一枚小小的剪影，划破宁静…… 白马在我身边停下，因为我身后有一个池塘，可以饮水。年轻的骑手和气地与我打招呼，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腼腆地一笑，说：“没啥事。” “没啥事为什么骑得那么快？”我问。 他迟疑了一下，说：“在帐篷打牌，扑克牌少了几张，到镇上去买副新的。”确实没啥事。但他又说，这次他要骑八十公里。 他骑上马远去了，那身影溶入夜色胡杨林的过程，似烟似幻。 我眯缝着眼睛远眺着，想：他不知道，他所穿过的这一路是多么美丽；他更不知道，由于他和他的马，这一路已经更加美丽。八十公里的绝世美丽，与他的目标——那副扑克牌相比，孰重孰轻？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别出不同于普通人的文化人。 我要用这个景象来比拟人生。人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远远重于人生的目的。但是，世人总是漠然于琥珀般半透明的胡杨林在薄雾下有一匹白马穿过，而只是一心惦念着那副扑克牌。 有人说，所有的过程都为目的而存在。 我说不，难道灿烂了千万年的一路美景，都是因那副扑克牌而生？ 请不要过于在乎马匹起点和终点的那个赌局。赌局窗外，秋色已深。 每天早晨，雁群起飞了。横过朝霞，穿越白云，冲出阵风，投入暮霭，最后，在黑夜的芦苇荡中栖息。 能说它们天天以黑暗作为归宿吗？ 不错，朝霞、白云、阵风、暮霭都匆匆来去，不能成为归宿，但黑暗难道是永久的吗？ 对雁群而言，能刺激它们行动的，是与黑暗对立的一切。行动重于归宿，归宿只是为了明天的行动。 不要为人生制订太多归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我们的学者，只会低头寻访一个个芦苇荡里的雁宿窝，而不会抬头仰望雁群真正的生活空间。他们说，空中已无翅影，窝中才有落羽。他们说，万里长天太空洞了，只有满脚泥泞才是学问。 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学问不是人生，如果雁群也有“人生”。 雁群的“核心价值”，是飞翔。 当代国际戏剧理论有一本经典，叫《空的空间》。这个书名译得有趣，却很准确。 一直想借用这个命题来感悟人生。我们的活动空间对我们而言都是“空”的，因为活动是过程，不留印痕。但是，惟活动的生命才真实，因此只有“空的空间”才能验证我们的真生命。 以空求实，无异于以真求假。 人生有“节气”，但大家常常忘了。 太多奇怪的坐标干扰了世人的节气感受。人们那么不在乎春天中的细雨，细雨中的雷鸣，雷鸣后的暑气，暑气后的霜露……人们只有在不得已碰到酷热和严寒时才感知季节，却是那样被动，那样紧张，那样狼狈…… 对于自然节气和人生节气，人们已经失去了欣赏的敏感，因此，也失去了欣赏的权利。 人们在乎的，是成功、奋斗、学位、职称、资产、官阶、升迁以及与此相关的应酬、开会、倾轧、青灯、黄卷…… 最被冷落、也最羞于见到的中国字是从小就见到过的那一些：立春、雨水、惊蛰、清明、谷雨、小满、芒种、夏至、处暑、白露、秋分、霜降、小雪…… 让它们回来吧，回到生命深处。 我们的人生已沾湿白露，过些天，又回到霜降的时节，每一段都是诗的意境。在诗之前，何谓“成功”？ 人生的滋味，在于品尝季节的诗意——从自然的季节到生命的季节。 季节，不品尝也在。但只有品尝，诗意才会显现。 有了诗意，人生才让人陶醉。 这种陶醉不是一片酩酊，而是像我外公喝酒，喝得很慢、很深、一口口很少间断。 人人都在人生中，但发现人生，却需要特殊的眼光。 甚至，需要特殊的仁慈。 我记得这样一个历史情景。“文革”灾难结束后好些年，几位中年妇女终于零零散散地见面了，见面时都三分欣喜、七分尴尬。原因是，她们的父亲，都是一代领袖，在刚刚过去的政治斗争中，互相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而且全国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因他们的搏斗而遭殃。她们几个，随着她们的父亲，有时得势，有时下沉，直到筋疲力尽，满目苍凉。 她们见面时，大量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还在争吵过往的是非曲直，控诉其间的血泪恩仇。中国的历史，多数由这种争吵和控诉建立，而她们的父亲，一度是历史主角。 她们见面时，不知如何在笑容中负载历史，或在口气中挥走过去——这些几十年前堪称“红色贵族”的姐妹淘。 她们彼此也有太多的质询、疑问、诉说、抱怨，即便在礼貌的交谈中也无法避过，因为这一些早已在音讯阻隔间积储了很多年…… 终于，其中一位女士的一句话消解了一切。 她叫陶斯亮。她父亲的官职，曾名列全国前四位，后又被整惨死。 她对昔日的姐妹说：我们的父亲都不在了，我们全都成了没有父亲的女儿——我们还是一样。 这就从政治的眼光，上升到了人生的眼光。 这种眼光，十分不易。因为在中国，早就习惯于把一切人生细节，全都“上升”为政治。陶斯亮逆向而行，回归历史的仁慈。 为什么发现人生的眼光才是仁慈的眼光？ 因为人因差异而争斗，又因争斗而扩大差异，并把扩大了的差异当成了真实，做成了真实。 唯有人生存在太多的共同点。发现人生，就是发现共同点，发现沟通的可能。 年迈的皇帝祭祖，仪毕，在陵园门口见一躬身相送的老人。 皇帝凝视守陵老人，皱眉，摇头，叹气，上辇离去。 臣子们不知圣上何意，立即排查守陵老人的履历和疑点。疑点甚多，每条都足以使皇帝皱眉、摇头、叹气。守陵老人一生见过皇室的各色人等，而皇室内争斗剧烈，他又可能划入任何一个反叛势力和篡权集团。 更有确实证据，守陵老人还在清明时节，去那些皇室离异人士荒芜的墓地，烧过纸。 于是，守陵老人被驱逐回乡。 第二年，皇帝又要祭祖。前两天，他吩咐过，祭祖那天要与那位守陵老人谈话。 臣子们一片慌乱。快马奔驰，接回了老人。 那天，皇帝吩咐侍从，扶起跪在陵园门口的守陵老人，上下打量着，又是皱眉、摇头、叹气，然后说一声：“我们都老了，比这儿所有的人都老。” 守陵老人不敢接话。 “初次见面，我们还都是小孩。”皇帝说，“在一起玩，玩蹴鞠，谁摔倒你就扶谁，但我只摔倒一次。” 守陵老人轻声应“是”，却不敢抬头。他心中想，摔倒最多的皇家兄弟，早已在宫廷争斗中落败。 突然静默。守陵老人知道，皇帝也想到了什么。他想轻声说一句：“我年年去他们坟头烧纸。”但只是想想，当然不能说。 皇帝终于又叹了一声：“都老了，你多保重吧。” 第二年，陵园门口再也没有出现这位皇帝和这位守陵老人。他们去世的时间只隔了半个月。 ——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的是守陵老人的同龄表弟，一位乡村老秀才。他更重要的笔墨是《内宫蹴鞠》，想来也是根据守陵老人的口述记录皇家兄弟年幼时的游戏项目，但仅留目录，不见文本，所以不知详略长短。 历史反复刻印的，是皇家兄弟间的残酷争斗；遗佚不存的，是童年嬉戏和白头叹息。因此中国历史逮住的，大多是无聊的嘈杂，失去的，却是天下人生。 当代中国有一批落魄文人最喜欢爬剔别人的人生经历，找出一丝疑点“上纲上线”，诬蔑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文章中，几百万的“叛徒”、“汉奸”、“特务”，都是由这批人爬剔出来，再被政治斗争利用的。 如果就此与他们展开政治辩论，那就进入了他们的价值系统。 对此我很有经验，不会上当。 因此，我要把事情拉回到人生层面，这也是对他们的仁慈。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诬陷你的年轻学生？ 我说：不饥饿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言乱语的二十岁，让人心软。 有人又问：你为什么不惩罚向他散布谣言的那个人？ 我说：他已经很老，听说身体很不好。折腾了一辈子还没有找到别的谋生方式，真是让我同情。 我这么说，没有半点讥讽的成分。因为我经历过饥饿的二十岁，更见过周围无数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的老人。是真实的人生让我清醒，让我宽宥。 上海人的最近一次聪明，是隆重聘请一批退休老人，上街惩罚随地吐痰的行人。 随地吐痰必须罚款，这个法规早已公布，但执行时总是麻烦重重。千条理由，百般道歉，躲来躲去，总想逃脱。但今天，递上来罚款单的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慈祥地微笑着，载足了人世间的全部道义，因此也聚集了周围所有的目光。 这般阵势，谁能逃脱？ 是白发和皱纹，清洗了上海的街道？如此说法有些不忍。应该说，为了城市环境，不得已动用了人生伦理：这是祖父、祖母们的命令。 让人生的终极阶段来包抄后路，才使他们理屈词穷。 我想复述二十多年前一篇小说的情节。 这篇小说当时是在一本“地下杂志”上刊登的，没有公开发表，我也是听来的，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影响似乎不小，题目好像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写的是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大半辈子争斗。两人都是情报人员，1949年之前，那个国民党人追缉那个共产党人，一次次差点得手，一次次巧妙逃遁，但毕竟棋高一招，国民党人进入了共产党人的监狱。谁知“文革”一来，全盘皆乱，那个共产党人被造反派打倒，与老对手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大半辈子的对手，相互尽知底细，彼此家境由对方说来如数家珍。年年月月的监狱生活使他们成了好友。 “文革”结束，两人均获释放。政治结论和司法判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人已经谁也离不开谁，天天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闲坐。 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互相追缉了大半辈子的男人，都已经非常衰老。终于有一天，一位老人只能由孙儿扶着来公园了。另一位本来也已感到了独行不便，看到对方带来了孙儿，第二天也就由孙女扶着来了。 双方的孙儿、孙女正当年华，趁着祖父谈话，便在附近一个亭子中闲聊开了。他们说得很投机，坐得越来越近。两位祖父抬头看去，不禁都在心中暗笑：“我们用漫长的半辈子才坐到了一起，他们用短短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全部路程。” ——这篇小说，从艺术上说，过于刻意纤巧，何况我的复述，也一定很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在处处还是“政治挂帅”的时代，提供了一种以人生为归结的思维，而且，这种思维能够那么幽默地消解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曾经全心投入的政治迷误。怪不得，当时的公开杂志都不敢发表。 我还是喜欢这种显然简单化了的消解方式，只因为它让人生成了真正的主角。 人生滋味，毕竟比血火智谋醇厚得多，也真切得多了。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围的一切都在诱使我们努力去做一种不寻常的人。所有听得到的精彩故事都让人热泪盈眶，所有可想像的重要景象都鲜血淋淋。那时我还是小学生，经常在礼堂里排队听各种战斗故事，礼堂墙壁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每个战斗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我太小，伸手只能摸到海南岛，抬头一看，海南岛只是中国地图下的一个点，有了这个点，中国也就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问号。几十年过去了，我到今天才明白，真的，海南岛的存在让整个中国成了大问号。我没有及时被这个问号惊醒于反常的幻想中，拖拖拉拉直到中年，才依稀知道一点寻常和反常。实在太晚了，那种反常的思维模式和奋斗方式，早已把我们的人生灼伤。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过的线，那么，具有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把那些枯萎的长线头省略掉吧，只记着那几个点，实在也够富足的了。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是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前来参拜的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老师倒着身子步步后退，用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也都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真不愿相信这些天真可爱的生命迟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纷争的苦难。上一代应该像这些老师，不是迈开自己的脚步让孩子们追随，而是反过来，每一步都面对孩子，只要面对孩子，一切都好办了。 历史的结论，往往由孩子们决定。 安徒生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流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不久前，在上海，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惟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惟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反复歌颂一片布满陷阱的土地，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恶作剧，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残酷的后果仍不知收敛。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不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和阴险的政客故意设置的计谋，他们对青年的歌颂是以怂恿的方式达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们以歌颂来缅怀已逝的岁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的，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除王安石之外，为少年和青年说点扫兴话、警惕话的人实在太少了。永远在歌颂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就这样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里去了，送到什么里程就不再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青年时代的使命，是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人类。 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彩而又复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初来乍到，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已是万幸。从这一角扎下根去，刻苦钻研，必能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通，必能与历史的悠久魂魄相连。只有这时，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重量。 青年人应该以惊喜而谦卑的心情进入世间。有时，也会因过于惊喜而产生激情，并由激情而走向苛求和批判。对此，不能颠倒因果。 在长白山的林间小屋前，我看到过几根猎户遗下的棍棒。 它们还没有从大地汲取足够的营养，还没有对世间绽放娇嫩的绿色，却被拔擢、被砍伐了。它们变成了又枯又干、又硕又滑的棍棒，在驱赶禽鸟、撞击万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骄横。它们被使用得乌黑油亮，在棍棒群中也算是前辈了。直到有一天，看到自己当年的同龄老伙伴们早已长成了参天巨树，它们才蓦然震惊，自惭形秽。 树木本来是可以有很多种用途的，最悲惨的是在尚未成材之时被拔离泥土，成了棍棒。 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里，我见到了一个与我同姓的青年。他曾在报刊上对我们一代经历过的灾难高谈阔论，并洋洋自得。 我看着他，心中一直盘旋着一句话：孩子，你连几何学的第一页也还没有学过，怎么写出了长篇的几何学论文？ 你把人生的开头开在虚假上，还让远近百姓都看到了，今后的路还怎么走下去？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变得无限精彩，精彩得远远超出他自己和旁人最大胆的预期。 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在年轻时代就被塑造定型，难于精彩了。 第一种是“常规塑造”，而一切常规塑造大多是平庸塑造。这种塑造，一般由家长和教师为主角，以既成的社会职业为范本，使大量前途“无可限量”的年轻人早早地得到了“限量”，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第二种是“机谋塑造”，而一切机谋塑造大多是邪恶塑造。这种塑造，一般以生存技巧为借口，以压倒他人为目的，使大量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早早地学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终生不再与大善、至善真正结缘。 这两种塑造，都会让塑造者和被塑造者高兴很久。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也联手堵塞了一个生命走向精彩的神秘通道。 在那条神秘通道上，除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一切都不确定。日日夜夜都在不断选择，年年月月都有不同风景，小心翼翼地护佑着生命，走出一程，又走出一程…… 青年时代，是一个训练选择能力的时代。 这种训练应该呈现出很多项目，让接受训练的青年人不断出错，又不断校正，最后终于懂得了选择。 这种训练的最大悲剧，是接受训练的青年人全都侥幸地选择对了，因此等到训练结束，他还不知道选择的本义。 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自立，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多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中，最该遮颜掩羞的，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如今天天节衣缩食、不苟言笑、忍气吞声，都是在争取着一个有尊严、有资财、有自由的老年。 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一道江流：一个浑浊的中游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游。 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殆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印留在灾难的土地上？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 没有离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说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启迪，由我们中国人听来，仅一步之遥。 我们终于经过搏斗而获得健康。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愣愣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延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学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场已偏于一极、趋于单相。中年人不见得都会把两力交汇的困惑表达成哲理的外貌，但他们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场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体会不到多少人生的隐秘的，再过30年已在人生的边沿徘徊，而边沿毕竟只是边沿。因此且不说其他，就对人生的体味论之，最有重量的是现在，是中年。 人生就是这样，年少时，怨恨自己年少，年迈时，怨恨自己年迈，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处于一种相对冷静的疏离状态和评判状态，思考着人生的怪异，然后一边慰抚年幼者，一边慰抚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义上的魅力，就在于这双向疏离和双向慰抚吧。因双向疏离，他们变得洒脱和沉静；因双向慰抚，他们变得亲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为此，他们有时又会感到烦心和惆怅，他们还余留着告别天真岁月的伤感，又迟早会产生暮岁将至的预感。他们置身于人生涡旋的中心点，环视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万千。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不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总是能够没有功利地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 当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生理障碍，但即便障碍也构成一种让人仰视的形态，就像我们面对枝干斑驳的老树，老树上的枯藤残叶，也会感到一种深厚的美。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 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 年老的人，会产生一种“审美畏怯”。 审美畏怯是一种奇特的心绪，大多产生于将见未见那些从小知名的重要物象之时。年轻时会欢天喜地地直奔而去，年长后便懂得人世间这种不让人失望的重要物象并不很多，看掉一个就少一个，因此愈加珍惜起来。不怕没看到，只怕看到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把一种隆重的机遇浪费了。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垮垮垮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 我在奉化大桥镇潜隐的这座山，叫锦屏山。身体稍好时，我会爬到山顶，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望乡台”，不知有何典故。山径空无一人，无处可问。 站在望乡台上我想，奉化倒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台湾很多老人，一直把这里当作遥望的对象。不久前，八十九岁的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灵柩暂歇慈湖，只是因为那里的山水近似奉化老家。此刻奉化异常安静，草树无风，云停雀噤，包括我正悄悄蛰居着的这座老楼，也默然颓然。是啊，我怎么正巧在这个时间蛰居在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老楼里呢？这些天他的游魂飘然返乡时也许曾一再地在这座老楼里停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谓一个时代的结束，那就是组成那个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彼此之间无论是终身伙伴还是终身敌手，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世界。风云岁月终于被岁月本身所消解，只剩下风烛残年的无奈。 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它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沙杰汗这个皇帝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少功过，他留在印度历史上最响亮的名位应该是“杰出的建筑狂”。除了眼前这座皇宫，他主持的建筑难以计数，最著名的要算他为皇后泰姬玛哈（taj mahal）修建的泰姬陵。泰姬陵已经进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简略的世界建筑史，他也真可以名垂千古了。 泰姬皇后在他争得王位之前就嫁给了他，同甘共苦，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遗嘱希望有一个美丽的陵墓，沙杰汗不仅做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亡妻的预想。这个陵墓，由两万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阿格拉，如果时间允许，应该去看看。已经无数次地见过它的照片，极度豪华又极度单纯，进入了诗和梦的境界。有人说，由于沙杰汗过于沉迷于包括泰姬陵在内的大量豪华建筑，把从阿克拔（akbar）开始积累的大量财富耗尽了，致使莫卧儿王朝盛极而衰，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历史的远处看过去，有那么美丽的建筑留下来了，也值。有时，一座建筑比一个王朝更重要。 有两个场面让我感动。沙杰汗在妻子死亡以后，有两年时间不断与建筑师们讨论建陵方案，两年后方案既定，他已须发皆白；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时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椁，每次都泣不成声。 他与他的祖父阿克拔遭到了同一个下场：儿子篡权。他的三儿子奥伦泽布（aurangzeb）废黜并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楼，隔一条河就是泰姬陵。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会对妻子的亡灵说些什么呢？我想，他心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用中国北方话来说最恰当：“老伴，咱们的老三没良心！” 幸好，他死后，被允许合葬于泰姬陵。 奥伦泽布掌权后明确宣布废除印度教和基督教。 甘地墓。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说是最后遗言，其实是最后的呼叫，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 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就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是高招。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像样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锒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窒息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你们年轻，不要走这条路。 当我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善良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假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有答案，都有结论，都有裁断。但是，当我们离开校门闯荡世界以后，美丽的假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直到我们不再对这些漏洞惊恐万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真正长大。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却更有吸引力。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人生道路上有一些际遇和感受像吹拂的风、飘浮的云，抓不住，定不住，却随处可见，一再重复。它们拨离了可触可摸的事件实体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抽象，但又抽象不成理论形态而始终柔软隐约。要是用几个标题的铁叉去收俘固定它们，它们就滑身而走；而完全不理，它们则又成为一种挥不去的缠绕。既然如此，那就用一个无标题的无形大网兜聚合一下吧。 读着没有名目的文字，看着不知名称的风景，走着没有路名的道路，竟然走到了人性的相会处。人生的味道，尽在这般朦胧中。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当代希腊人很信奉那个大家都熟悉的寓言故事：一个人在鱼群如梭的海边钓鱼，钓到两条就收竿回家，外国游客问，为什么不多钓几条，他反问，多钓几条干什么。外国游客说，多钓可以卖钱，然后买船、买房、开店、投资……“然后呢？”他问。“然后你可以悠闲地晒着太阳在海边钓鱼了。”外国游客说。 “这我现在已经做到。”他说。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入了笔墨之中。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当历史一旦变得人生化，常常会产生滑稽的效果。历史，只有当人们认真地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的时候，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一旦当人们腾凌于高高的天宇之上来俯察它的时候，它被浓缩、被提纯、也被本质化；艺术家进一步让人人都能经历的人生形态来比拟它，它只能是滑稽的了。滑稽，从观察对象而论，是历史本身怪异灵魂的暴露；从观察主体来说，是艺术家高迈超逸的情怀和视野的表现，他们还想通过这种表现，来引导读者和观众站到同样的观察心境上来，与他们一样来确认人的社会历史地位，把握历史的微妙进程。 3 善和爱，很容易被误解成为无可无不可的软体，失去了人格尊严。 反之，人格尊严又容易被误解成极度敏感的金刚怒目，凛然不可侵犯。 这两度误解，使世间拥塞着“滥好人”和“刺毛球”两大类，一边下脚不得，一边近身不得，真是可怕。 无人格之善，不成其为善；无尊严之爱，不成其为爱。善和爱的任何低级变态，是善和爱的自毁形态。 让善有声，让爱有形；让善有格，让爱有尊。 让善与爱，不再成为一种企盼，一种念叨，而是从一个有骨骼、有体魄的人身上发出。因此，它们与人格尊严，互为因果。 你有宽阔的肩膀让我依靠，你有坚定的目光让我信赖，世界因你而让我放心。 我的朋友，在我远离期间，死了。 他为了一件不太大的事，找过很多人。多数都是要人，对于他们而言，要解决那件事，只是举手之劳，而且，是非公道，一清二楚。 但是，谁也不愿举手，因为他们担心，那件不太大的事背后，也许会有一丝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与我朋友的友情和承诺是早就确定了的，却为了那一丝还没有出现的不确定，消释了。 是非公道，也全归于零。 他们的冷漠和婉拒，剥夺了我朋友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做是出于捍卫他们自己的人格尊严，那倒罢了，却不是，他们从头到底都不太在乎自己和别人的人格尊严。他们温和地告诫我的朋友，“这就是当今中国官场的一种处事原则，你在外面呆久了，不明白。” 我的朋友明白了，他吐血而亡。当然，不仅仅因为这件事，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是一个很古典的故事。历来总有一些高贵的人，把生命的理由与人格尊严连在一起。 有人说，事情很小，犯不着搭上生命。但他们不知，事情的大小不能光看表面情节。上海公共汽车上一个老人无缘遭到售票员的侮辱，当场气死，是同样的道理。 我的另一位朋友还健康活泼地活着，他叫周涛。 他写道，北方寒冷，人们要在地窖里躲好几个月，幸好那个地窖的上方玻璃窗上，天天有一只小鸟来与人们隔窗逗趣。人们一天也离不了那只守信的小鸟。 春天来了，人们移开玻璃窗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小鸟抓在手里，当手掌慢慢伸开就发现，小鸟已经死了——它是被气死的。 人格尊严，最强大又最脆弱：强大在脆弱中，脆弱在强大中。 对好人而言，如果这个悖论过于悲剧，那就把脆弱换成麻木。我们不对侵犯人格尊严的恶势力显示脆弱。 当然，必要时，也可表示出鄙夷和愤怒。 人格尊严，不可泛化。 “泛神论”即无神论。同样，泛人格即无人格，泛尊严即无尊严。 一般来说，利益之争、事功得失、权位升落、一时是非，都与人格尊严无关，即使有所争执也只能就事论事，不必义愤填膺。 人格尊严的防线，在于人道原则、个人信仰、家国声誉、基本诚信、自身体面。 一家庞大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利，资产折半，乍看大大有损于董事长的人格尊严，其实未必；但是，这天他驾车出门见到路边一个老人跌倒受伤而未予理会，则会对他的人格尊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位高官因官场倾轧被贬被关，看似剥尽了人格尊严，从长远来看都不是这样；但他在案发之时把一件小事的责任推给了自己的下属，却似小实大。 ——我们的舆论，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做颠倒轻重的文章。 按照中国的传统，遭受批判历来无损人格尊严。 批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剥夺被批判者的人格尊严，但奇怪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真正具有人格尊严的名人，几乎没有一个未曾遭受过批判。未曾遭受过批判的名人，反而都黯然失色，被人忘却。 批判像一块粗砺的抹布，往往使擦拭的对象越加清晰亮堂。 人格之所以称之为“人格”，必定有格局，有格调，有品格，有风骨，有架势，有韵致。与“格”外大异其趣，方成其“格”。它自成价值系统，自通经络血脉，对于外来的附着物和寄生物，不加怜恤；对于自身的衍生物和牵带物，不予纵容；对于强加的污损物和腐蚀物，彻底拒绝。但是，它有表情，有度量，有善爱，有健全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内柔外刚的生命结构和精神造型，便是人格。 由于长久维护，这种生命结构和精神造型成为社会一种不可轻侮的高贵存在，这便是尊严。 兰花香了，远远就能闻到。游客们纷至沓来，但在走近它时都放慢了脚步，走得很轻，无语无笑。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崇高力量，在无形中随着香气进退，让人不得不恭敬起来？ 腊梅开了，这种力量又在隐约。人们为了不去惊动，连压在花瓣上的雪片，也不去推落，连积在花枝下的雪堆，也不去清扫。孩子们也懂得轻轻摆手：“嘘，到别处去燃放鞭炮！” 离兰花和腊梅非常遥远的沙漠，长年无水。那成片的胡杨树，一千年不死掉；终于死了，一千年不倒地；终于倒地，一千年不腐烂。 植物界的尊严已让人动容，更不必说动物界。 因尊严，才使万事万物默然自主，悄然而立；因自立，才使琳琅世界有迹可循，有序可寻。 没有尊严，世间便是一个烂泥塘。 一切攻击他人尊严的人不知，他们最终损害的，不是哪个他人，而是人间尊严。结果，他们脚下的泥土也下沉了：不愿共享尊严，只能共享污浊。 请相信我，我考察过几乎所有灿烂辉煌的人类古文明遗址，它们当初的没落破败，都由此开始。 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良征兆，是有越来越多的文人以“忍辱”自律和互劝，并把这种“敬恶主义”、“避祸哲学”推崇为“生存智慧”。 如果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以这种无奈的方式生存倒也罢，但现在已霍然成为一种主流文化，那么多文化人都在异口同声地论述着，推崇着。真假、是非、善恶，都不再进入讨论之列，讨论的永远是“技巧”和“态度”，包括受害者对施暴者的“态度”。 所有的口舌都通向一个共同结论：放弃人格尊严。 不错，放弃人格尊严，立即就能生龙活虎。但是，在无数“生龙”和“活虎”之间，人在哪里？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当那么多文化人都在反复提倡放弃人格，那么，文化何为？文化何存？文化何义？ 因此，不是我危言耸听，这实在是一个不良征兆。 当文化失去人格意义，我们应该叫它什么？ 历史的角落里，常常躲藏着一些极不对称的精神抗衡。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圣马力诺这样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当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1642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沸沸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伦勃朗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本是我研究的对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面具摊贩，便兴奋莫名，狠狠地欣赏一阵后便挑挑拣拣选出几副，问明了价钱准备付款。 摊贩主人已经年老，脸部轮廓分明，别有一份庄重。刚才我欣赏假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向我点头，只是自顾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来，看来看去再挂上。当我从他刚刚挂上的假面中取下两具，他突然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我把全部选中的几具拿到他眼前，他终于笑着朝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内行！” 正在这时，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朋友过来了，他问清我准备购买这几个假面，便转身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一听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很高兴，但听了几句，眼睛从我朋友的脸上移开，搁下原先准备包装的假面，去摆弄其他货品了。 我连忙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正在讨价还价，他不让步。我说，那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吧，并不贵。朋友在犹豫，我就自己用英语与老人说。 但是，我一再说“照原价吧”，老人只轻轻说了一声“不”，便不再回头。 朋友说，这真是犟脾气。 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是内行就应该看出价值，就应该由心灵沟通而产生尊重。 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职业的自尊，艺术的自尊，人格的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你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这样的生意当然做不大，这样的态度也实在太离谱，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里留下了一种典型。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因此，他们不是在博取钱财，而是在固守一种生态。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我们看够了那种光灿熠熠的闹剧。 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 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份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捆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暗，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申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蹋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人一身，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在尊严的问题上，自己和他人处于相同的方位。 看重自己的尊严，一定看重他人的尊严，反之亦然。尊严，在互尊中映现。我郑重地整理自己的衣襟，是为了向对面的人表示恭敬；我向对面的人轻轻鞠躬，也正是在证明自己是世界的贵客。 这种互尊，如镜内镜外。 感谢我的长辈，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代拥有了尊严。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灾难的，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因为这个时间顺序提供了一个人格自立的机会。如果把顺序颠倒，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入灾难而无法穿越。 对于孩子，父母的骂声是一种剥夺，剥夺了他本来就很脆弱的尊严。当尊严已经失去，正确的行为又有什么价值？没有尊严的正确又有什么意义？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 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中国式灾难的例行动作，是抢劫他人的尊严。抢劫尊严的必然结果，是彼此践踏尊严，最后谁也没有尊严。 当人群失去了尊严，他们的文化也无法再有尊严。失去尊严的文化怎么可能给失去尊严的人群增添点什么？这是一种可怖的恶性循环。 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有的文人为了摆脱依附而远逃山泽，在无所谓尊严的冷僻角落寻找尊严，在意想不到的物质困境中失去尊严，结果，只在寂寞的诗文间呼唤着尊严。 可笑的是，比之于全世界，最缺少尊严的中国文人最喜欢摆弄尊严。到今天，想做官而不得，想成名而无方，想进入公众视线而无门，也成了他们故意固守清寒的“尊严”。 因此，“尊严”二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需要改写。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立身科举，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混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而且，蔫在品德上，坏在人格上。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而且，浑在心灵上，浊在操守上。 中国书生常常为求尊严而长久伺机，却在伺机中丧失了人格。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由此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可能隐潜着自私和虚伪。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在人格上失落了文化本位。连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仕途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以便在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点缀。在他们身上，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是一种良性的人格结构。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 一批与正常人情相悖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 真正的尊严，不是激烈争斗的成果，而是肯定和赞许的积累。 肯定在一个和蔼的眼神，赞许在一种温暖的无声。有人说：这算不算是奉承？我说：人间的美好正需要小心翼翼地奉承，怎么奉承也不过分。 当尊严释放成一种活泼的生态，美也走向诗化。 诗化的尊严是动态的天真，自由的率性。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处处洋溢着幻想。这样的天地呈现出一种无邪，看似浑不设防，却完全无法侵犯。 诗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们用诗情筑造了又一堵尊严的城墙。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 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严，但尊严总会转化为美。 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 人间的全部美好，都来自于人格的中转。因此，要捍卫美好，就必须捍卫人格。在人格不受尊重的年代，一切所谓美好，只是空洞欺骗。 人类最初需要名誉，正是为了摆脱黑暗和无序。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一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起到协调关系、统一观念、整顿秩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权利，一种在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之外的精神权利，而且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也要借助于它。 自身名誉的基点是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这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同时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损不了的。说到底，一个人在自身名誉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好就好在无能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会弄巧成拙。 已经取得名誉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为名人而做着不名誉的事，大家就会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这种心情很可理解，因为名人早已与大家有关。所谓“欺世盗名”的恶评，就很难用到一般骗子身上，因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资格欺世。鉴于此，人们在向名人喝彩、与名人套近乎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警惕性、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厉，因而产生了“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的说法。 常听人说，名人太嚣张，但据我观察，出名后很快变得萎缩的名人更多。 萎缩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应顺和期待，应顺着众人炯炯逼视的眼，期待着众人欲说未说的嘴。贝多芬在一篇书简中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这就说明了成名之后萎缩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缩还是嚣张，都是病态。要克服这种“名人症候”，惟一的办法是在名誉上“脱敏、消炎”，平平稳稳地找回自己。 我们原本是寻常的从业人员，周围突然响起了喝彩声，抬头一看居然是针对自己的，不免有点惊慌，那就定定神，点头表示感谢，然后继续低头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觉得要为喝彩声负责，那么今后的劳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万万不可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为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你就成了取悦于人、受制于人的角色，而哗众取宠从来就没有好结果。 按一般规律，喝彩声刚刚过去，往往又会传来起哄声和叫骂声，仍然不要抬头竖耳，神定气闲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进入过表演状态，你就没有义务要去关注这种声音。 但是，尽管你不加理会，一阵阵声浪使你渐渐孤独。即便全是喝彩声，这声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绰绰的围墙，一种若有若无的距离，使你难于像以前那样融入四周。 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因为你心中还有终极原则，还有茫茫众生，但终极原则无形无貌，茫茫众生也不发出什么声音，更不会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 一个人，如果能够领悟名誉和寂寞之间的关系，两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态，既不会萎缩，也不会嚣张了。 名誉的高处找不到遮身之地，这种说法真好。人们常常误会，以为那里也像平地一样，总会有一些草树和别人的身躯可以为自己阻挡一点什么的，其实正是高度把这些遮盖物全都舍弃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但是难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罢了，如果你自知脚下的高度不是勉强堆垒而成，为何要躲避别人的目光？为何要掩饰自己的缺点？不把难堪当难堪，难堪也就不成其为难堪。 ——如果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那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阴里。 一切受到名誉侵扰的人应该明白，现在你在苦恼的事情，绝大多数无足轻重。这一点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连那么多极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没有看破。但是，不看破毕竟是在犯傻，时间的力量什么也不能抗拒，珍贵的生命怎能流失在无谓的自惊自吓之中。 一个人如果被诬陷和起哄闹得晕头转向，那就应该快速脱离简单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精神高度。这种追求放弃了反击、声辩和恢复名誉的权利，因此看起来不像追求，而实际上却在默默追求那种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既然是最终毁损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去追求呢？为的是让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损耗，尽早获得安顿。因此，损害别人名誉的人常常在发出一片喧嚣后找不到预期中的回应，是对方害怕了吗？可能性很小。喧嚣者们此时应该慌张地憬悟一点什么，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誉背后，是否还有更重要的名誉。他们或许也想对这种背后的名誉做点什么，没想到刚刚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个无法喧嚣的领地。 一个连自己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自己身上的美德？一个连自己身上的美德也不敢卫护的人，怎敢卫护世间的美德？ 不要把自己假装成闻过则喜、见恶微笑、听骂点头的伪君子，因为这种假装十分自私。 必须拒绝一切谩骂和侮辱，这种拒绝是阻止邪恶对美好的侵犯，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自己在这当口上正好站在第一线，第一线的失守必然会导致全线崩溃。因此，自尊、自爱、自恋，都比以谦虚的名义临阵脱逃强过万倍。 千万不要与他们辩论。 原因是，辩题是他们出的，陷阱是他们挖的，又不存在真正的裁判。这就像，硬被拉到他们家的后院，去进行一场“篮球赛”。 找不到合乎规格的球场，就不存在比赛。 许多善良的人总是在别人家的后院一次次败下阵来。 恶言脏语是不可忍受的。 问题是：谁让你忍受了？ 喊着你的名字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集市间的小贩拉住了你的衣袖，你可以抽袖而走，快步离去。 冲着你的脸面也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排污口喷出一股异味，你不必停下脚步来细细品尝。 恶言脏语的功用，九成是自贬自辱，只有一成留给被攻击者消受。但是，又有几个被攻击者真的去消受了呢？难道里边有你一个？ 世上总有垃圾。对垃圾，我们只处理，不消受。 面对诬陷，不可暴跳，也不可隐忍。 如果不去法院，则不必陈述真相，因为社会并无裁判，纠缠反生混乱。惟一要做的事是：指出这是诬陷，其余留给时间。 当负面声浪围绕四周时，立即回想自己有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对自己以全新生态构成对众人挑战的肯定，对自己生命优越性的肯定。 对肯定，有什么可声辩的呢？ 谦虚地领受吧，把骄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 蔑视是一把无声的扫帚，使大地干净了许多。 我对当代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凭着我的蔑视，摧毁了好几个伪法庭。 他们已经摆好了审判的架势，布置了法庭的外形：历史问题的法庭、强迫忏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开口一辩，法庭也就成立了。于是始终不辩，连几个伪法官的名字也从不提起。 于是审判不能成立，法庭不能成立，一切归诸空气。因此他们急了，纷纷出书伪造我的辩词。 对于伪造的辩词，仍然不辩。结果，伪法庭再难撑持，只有那几个神经分明已经失常的伪法官，继续在地下室里伪装审判。 中国有幸，终于到了这个时代，谁也可以不理会那些拦路诘问者。 他们说你背上有疤，你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当众脱衣服给他们看吗？ 须知，当众脱衣的举动，比背上有疤更其严重，因为这妨碍了他人，有违于公德。 而那些中国人，看了你脱上衣，还会看上你的裤子…… 还好，中国有幸，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一位老人这样说—— 别人骂了你，十年间，他们除了骂你再没写出什么。 你被骂了，十年间，除了没有回骂之外你写完了一切。 有了这份笔墨账，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如果说，灾难中的受辱无法动摇我的人格，那么，灾难后的人格必然鼓励我拒绝受辱。 灾难的经历使我看轻灾难，这便是人格的二度自立。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种英雄气概，未必是指征战，也未必是在山道间。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广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沓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4 惟有善和爱，才决定人类之为人类。 但人类健忘，觉得自己反正已是人类，不必再去寻查立身之本；人类矜持，觉得既然人人都懂，不必再去挂在口边。 大流士审问战败国逃亡的王室成员：“你们什么都说了，就是没说自己是谁！” 人类也会受到这样的审问：“你们滔滔不绝地唠叨了一生，怎么不说自己是谁！” 你一定要走吗，失望的旅人？ 你说，这里锐眼太多，亢奋太多，夜话太多，怪笑太多，让你浑身感到不安全。 你说，你要找一个夜风如净、鼾声轻轻、表情土拙、善意弥漫的所在。 我说，别急，留一阵吧。留下看看，看夜风能否吹熄夜话，土拙能否磨钝锐眼，鼾声能否盖过怪笑，善意能否控制亢奋？ 我说，也许能。 你说，也许能，但自己已经没有这般时间和耐心。 没有马，但你的披风飘起来了，你走得很快。 直到你走得很远，我还在低声嘀咕：你一定要走吗，失意的旅人？ 像城头飘来的歌，像树上栖存的鸟，我们迟早都会消失。 想到消失，一切坐标回归空白，一切言词全都褪色，一切关系弦断琴毁…… 也有一种可能可使消失变成圆满。那就是，你创建过一个小小的善和爱的世界，这个世界留下了，而且会曲折传递，生生不息。 其实，如果没有善和爱的细流，人类早就消失。 即使不是消失在肉体上，也是消失在精神上。 这是因为，人的自然趋向，不是人道，而是魔道。 所以，以善和爱的细流来维系人道，改变趋向魔道的危势，是历来志士仁人的最高使命。 康德说，人世间天天会遇到大量来自多方的指令，却还有一个“第一命令”——任何人不问根由，必须服从。 正是这个“第一命令”，使人道未灭，使地球不坠，使文明延续。 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即一个成人见到一个孩童即将落井便会不由分说地一把拉住，便是在冥冥中接受了这个“第一命令”。 历来哲人启示众生：你们心中有这个潜质，你们都有执行这个命令的可能。这是用鼓励的方式来抉发人心荒漠中善和爱的矿砂，而且让人们自己抉发。 有的心灵，这种矿砂的成分比较密集；有的心灵，这种矿砂的成分比较贫瘠，越可扩大抉发的范围，越可延长抉发的时间，这样，也就把心灵的时空拓宽了。 人类终于没有自枯于茫茫荒漠中。 即便仅就肉体而言，人类大规模的灭亡也很难避免，如果没有善和爱。 历史上很多场战争的残酷性已经被神经脆弱的历史学家们轻描淡写了。“毁城三座”、“灭杀行军途中一切活物”、“必使此国永久荒芜”的事端，时有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快，心肠越来越硬。 所谓“一代霸主”，主要是比残酷，比那种以庞大的军力、国力周密组织的残酷。有人想替代他们、超越他们，也是在残酷上做文章。这个势头很难遏止，因为此间的逻辑是输赢，是胜败，是荣辱，是王寇，根本没有慈善的地位。 杜甫的劝说那么无奈：“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因为他天天看到的，是无限的杀戮，无疆的掳掠。无限和无疆，已成为延伸残酷的铁则。 然而正在这时，一些看似不重要却极其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们凭着被一代霸主看重的才干，取得了某些信任，或获得了某种职位，然后，以谋略的借口，提出了控制残酷的原则。他们很多失败了，但又间或成功了，使杜甫的无奈变成了有效。 有效的条件是有权，因此这里人物大多出现在营帐中、殿阙间，在史册每遭恶评。其中一个，那夜走出营帐，抬头看月。他刚才的两个建议已被采纳：昨天的三万俘虏免杀，明天的一场恶战取消。 只有月亮知道，世间一大批生灵得以延续。 我们的历史漠视这番月色，它只愿记录昨天和明天的战果。 善和爱的命题，早就出现在人类先哲的典籍中。但是，人类从不依靠典籍生存，它们也就只好流浪在兵戈强权的夹缝间。让它们获得释放而成为普遍的社会话语，宗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即便在宗教中它们也常常败退，例如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直默默固守着它们的本原意义的，是佛教。而人文主义的大潮则洗刷出了它们的现代光亮。遗憾的是，既有先哲尊严又有现代光亮的它们，总被冷落。 也许，人们把善和爱当作了一种宣传。 当作了宣传，不被误解也难。 其实，善和爱是一种自身需要——自塑生命的需要。 善和爱拆除了生命的局促藩篱，既通了向外吞吐的江道，使生命从紧张敏感而走向舒展自由； 善和爱改变了自身的生存目的，使生命结束了自耗状态而物我两忘、意气风发； 善和爱优化了个人和群体的生命环境，使自己对世界对人类增加了乐观和信心； 善和爱为照亮别人而磨砺了自己的生命光泽，温煦而又晶莹，提升了被欣赏、被审美、被趋近的可能。 而且，善和爱永远是互相的事，因此必然是自由互通、信心互增、光辉互照，生命的精彩自塑变成了一个整体氛围，这几乎就是天堂的降临。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于善和爱提出了过于纯粹、过于苛刻的标准，并以这种标准吓退了自己和别人。 善和爱，未必纯粹，也很难纯粹。有心就好，起步就好，即便只有一分也好。 有人说，“离佛一尺即是魔。”这是苛求，近乎原教旨主义。在他们眼里，处处是魔，因此频频采取极端行动。 有人反过来说，“离魔一尺即是佛”。此意甚好，颇合我心。离魔一尺，当然魔气犹浓，但它已面向佛。这是一个根本转折。如果因他魔气犹浓而驱赶回去，那么，离魔半尺、二寸、一寸的初步觉悟者们更要驱赶回去，佛的天地越来越小，而魔的天地则越来越大。 何谓“佛光普照”？只因为也照到了魔的领地。 由此可知，对善和爱，要点滴珍惜，分毫不遗。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善和爱的队伍，渐成气候。 长久以来，我向学生推荐得最多的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我的世界》。即使学生只要求我推荐专业书，我也会加上这一本。 我切身体会，这是有关善和爱的最佳课本。 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孩子，有什么途径能对她完成教育，使她进入文明世界？不管怎么想，都没有途径。 但是，善和爱创造了旷世奇迹，不可思议的一条道路出现了。海伦·凯勒走通了这条道路，几乎使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重新珍惜“活着”这件事，又都会惭愧自己以往的不珍惜。它从生命的极地，告诉大家生命是什么。 海伦·凯勒的被教育，首先要进入她聋、哑、盲的无边黑暗，但还不仅如此，那时的她，早已因彻底绝望而变得凶悍，时时狂怒、咆哮。是那位伟大的教师莎莉文，用手指对手指的触摸，开始了第一步。 早就不知道光明是什么的人是不会追求光明的。莎莉文老师的每一步，都包含着重新堕向黑暗的极大可能。如果说，这种可能是千钧磐石，那么，莎莉文老师的努力只是一丝柔韧的细线。这场拉力对抗赛的结果是千钧磐石宣告失败，原因是，柔韧细线牵连着善和爱。 而且，这种善和爱是历史的结果。 莎莉文老师本人在童年也曾陷落于这样的黑暗，眼睛也几乎瞎掉，又患了结核，她暴躁、嘶喊、怒吼、东撕西摔…… 把莎莉文老师拉出黑暗的是莫美丽老师、霍布金太太、玛琪、卡罗太太……一大串名字。而她们背后呢？不必细问了，是更长、更大的一串。 莎莉文老师把这一大串名字里边所包藏着的善与爱，加倍地灌输给了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则转而向全世界灌输，其中包括我。 这就明白了，善和爱，是一场代代相传而又艰苦卓绝的接力赛，只是为了把人类拉出无边的黑暗。 人间天堂人人可进，不要高墙，不要禁卫，不要门票，也不要通报。只要你愿意朝着它抬脚迈步，你就进了。 很多人用最豪华的方式修筑通向天堂的阶梯和通道，殊不知，越修越远了。 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写信的人叫贝林。他说，他不认识中文，因此没有读过我的书，但他从中国雇员谈起我名字时的表情看，觉得有必要认识我，并邀我做他的顾问。 他是世界级的富豪，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慈善机构，专为多国残疾人士提供轮椅。他开列了一份已聘顾问名单，大半是各国皇室成员和总统夫人。 由此，我认识了他。 他说，他出身穷苦，逐渐致富，曾为自己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目标。第一阶段是多，即追求钱多、房多、车多、雇员多；第二阶段是好，即在多的基础上淘汰选择，事事求精，物物求好，均是名牌，或比名牌还好；第三阶段是异，即在好的基础上追求惟一性，不让自己的拥有重复别人，也让别人无法摹仿自己。 他很快完成了求多、求好、求异这三个阶段，本应满足了，却深感无聊，不知今后还要追求什么。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他也没有一丝骄傲。 终于有一天，一个六岁的越南残疾女孩救了他。那天他把一张轮椅推给这位无法行走的女孩，女孩慌张了一阵，但在很快学会操作后，她双眼闪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亮。 贝林先生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第二个救了他的是一位津巴布韦青年。那天，这位青年背着一位残疾的中年妇女，走了两天时间来到了他面前。 贝林先生问：“这是你母亲吗？” 青年回答：“不是。” “是你亲戚吗？” “不是。”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 “那你怎么把她背来了？” “只因她在路边提出了这个要求，她需要我背她到你这里。”青年回答。 “只是她需要？” “是的，只是她需要。” 贝林先生心头一震。这个津巴布韦青年很穷困，却帮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的一个大忙，不要任何回报。 为什么自己以前总认为，连慈善也要在赚足钱之后才能做？ 贝林先生自责了：“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爬到了顶墙才知道，搁错了。” 他说：“我居然到六十岁才明白，慈善的事，早就可以做了，我早就可以摆脱无聊。” 我在北京的一个隆重场合，当着贝林先生的面，向广大听众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说，贝林先生告诉我们，慈善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而是一种寻找人生意义的自我救赎。 这也应该是人们求学、从政、为富的最终目的。 我为贝林先生自传的中文版定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译名：《为富之道》，并用毛笔题了签。 贝林先生听了我的演讲后随即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写在《为富之道》的扉页上。他说，我能成为他永久的朋友。 我读懂了他，并且通过了解他，读懂了慈善的意义和力量。 中国城市的街道上，也出现了大量为残疾人铺设的特殊便道。 每次看到，我总是想：这是残疾人的行走便道，更是全人类的精神便道。 它使不残疾的人，更加健全。 在西方的街市间有一件事让我最为感动：只要出现了老人、孩子和残疾人，大家都恭敬让开，或纷纷扶持，如上帝突然光临。 其实，这些弱者并不是被救助者，而是救助者。 此刻街头，似讲堂，似圣殿。 因此，我一直认为海伦·凯勒的真实人生故事是上帝故意设计的一个寓言：对人类而言，陷入黑暗的比走出黑暗的可能高出万倍，我们只能伸出一只手来被别人拉拽，再伸出一只手去拉拽别人。 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天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列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还是我的手势或者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吁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全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地向我们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作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说火车的速度、乘客的视线等等理性命题，他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性交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职业使命。 不管是面对历史的疾病还是社会的疾病，我们都应该探出身来，搜寻大地，搜寻孩子，挥一挥手，挥得欢快，挥得慈爱，挥得认真。 这里原是原始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粗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人类的一个毛病，是对日常好事熟视无睹。 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把日常好事看成是别有所图。 近十年来，中国文人又增加了一个毛病，把日常好事看成是“浅落的世俗”。 于是，日常好事无处安身，躲躲匿匿，支支吾吾，深感孤独无助。 阳光日日普照，人们企盼乌云。 清风时时吹拂，人们等待狂飙。 细雨夜夜滋润，人们呼唤洪涛。 这本是狂放诗人的焦渴，却成了广大民众对正常生态的反叛。 结果，最勤奋的阳光、清风、细雨，沦落为谁也不愿认真瞧一眼的奴仆。只有等到灾难来临，历久不去，才会让人产生想念。但是，灾难一过，又被轻易忘却。 世间最珍贵的一切，历来被这样处置，包括那两个最珍贵的词汇：善和爱。 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人类也就是宇宙间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的身影比蚁蝼还要细微万倍。曾听到过《出埃及记》那悲怆的歌声，简薄的行囊，粗粝的衣履，苍凉的目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在这样的长途间，我们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关爱，还能做什么呢？ 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爱。 我们因此而还能跋涉，因此而还有喜乐，因此而还叫人类。 真正的旷野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根小草都吝啬着自己的踪影。对人群来说它是一种陌生，但对地球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被人类垦殖的地盘实在只是一种狭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旷野。 这种漫无边际的旷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间立即又变成一粒尘埃。宇宙的无限空旷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越想象越觉得即便是点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迹。点点滴滴的生命居然能发育成长得像模像样，真不知该如何来欢呼，如何来呵护，如何来珍爱。 善良，善良，善良…… 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在黑灯瞎火的恐怖中，人们企盼它的光亮，企盼得如饥似渴、望穿秋水；但当光明降临的时候，它又被大家遗忘，就像遗忘掉小学的老师、早年的邻居，遗忘得合情合理、无怨无悔。 大家都希望成为强者，崇拜着力量和果敢，仰望着胆魄和铁腕，历来把温情主义、柔软心肠作为嘲笑的对象。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慈悲是弱者的呻吟，于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长大，就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指点下学习如何把善良和慈悲的天性一点点洗刷干净。男人求酷，女人求冷，面无表情地像江湖侠客一般走在大街上，如入无人之境。哪一座城市都不相信眼泪，哪一扇门户都拒绝施舍和同情；慈眉善目比凶神恶煞更让人疑惑，陌生人平白无故的笑容必然换来警惕的眼神。 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都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新旧更迭、升沉权谋、古典意境、隽永词章、理财门径、生存智慧，却很少说到善良。 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求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出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当然，灾难更使我敏感真正的邪恶。 真正的善良是不计回报的，包括在理解上的回报。阳光普照山河，并不需要获得山河的理解；春风吹拂大地，也不在乎大地的表情。 宏观的因果，是一种不朽的因果。为此，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不朽》来表述。 节约了一杯水，细细推导，正面结果将是不朽的；随地吐一口痰，细细推导，负面结果也将不朽。那么同样，美言不朽，恶语不朽，任何一个微笑不朽，任何一次伤害不朽……它们全都轻轻地传递着，曲折地积累着，迟早会归并成两个世界，一个让人喜乐的世界，一个让人厌弃的世界。 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勉强说明一个生命的来源。但是，这只是一种片断性的状态描述。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那么，父母的生命呢？ 也许在北宋末年，长江岸边，几个渔民救起了一个落水的行人，这是你的先祖。然后，清代，一群将军阻止了一场即将毁灭整个村庄的战乱，而这个村庄正生息着你的前辈…… 以此类推，千百年间早就被彻底遗忘的一件寒衣、一碗稀粥、一剂汤药、一块跳板、一根手杖，都可能与你的生命有关。 世上全部善良的点点滴滴，粘连了时时有可能中断的游丝一线。 我们遇到恶，大多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更与我们的命运无关。 恶的出现，也是宏观因果的产物。多少年前的某个阴谋，给世间增添了一份仇恨；千百里外的一次争吵，为文坛留存了一堆脏话；几十年前的一场灾难，为民族加注了几分兽性…… 也许，一种过于突然的成功，激发了他人心中的嫉妒；一种过于激烈的实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一种过于广阔的占领，剥夺了某些同行的机会…… 似乎能找到近期的原因，其实全是远期原因。 我们怎么能对远处生成的恶，产生多大的仇恨？ 惟一能做的事是：它来了，正巧来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把宏观因果中的负面积累，开始改写成正面。 世间因果似重叠的峰峦，我们岂能对偶尔出现于脚边的凹凸过于在意。 那么，不必过于感谢身边的朋友，就像不必过于仇视眼前的对手。他们来到身边和眼前都是偶然，不要让他们的身影遮住了他们的来路，遮住了他们身后重叠的峰峦。 我们高贵，只因我们有辽阔的景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只是说了最后一个环节。 瓜豆的种子来自何方？又是什么因缘使它们进化成今天的瓜今天的豆？如能细细追索，必是一部有关人生生存的浩繁史诗。 人的生命更其珍罕，不知由多少奇迹聚合而成。说自己偶尔来到世间，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罪过。 为了报答世间恩义，惟一的道路是时时行善，点滴不涓，维护人类生命的正常延续。 因自己的投入，加固人们的正面因果。 宏观的因果是看不见的，却是最重要的。 恶人不看因果，好人想看因果。结果，恶人总是侥幸，好人总是失望。 应该告诉好人：我们的生命来得遥远，因此任何行为不求当世回报。真正的善良不求感谢，因为我们要感谢千百年来的善良带给今天的人类尊严，还忙不过来。 万千动物中，牛从来不与人为敌，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而这流泪的大眼睛我们平日又早就熟悉，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长大了知道世间本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一时还轮不到牛。然而即便心肠已经变得那么硬也无法面对斗牛，因为它分明把人类平日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演变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牛知道什么，却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它头上，至少伪装成两边都有责任，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也不去刻画吝啬鬼，但他永远不应是一个吝啬鬼。狄德罗借用这个例子说，吝啬使人思想闭塞、心灵渺小，对大众不幸的关心不会超过对自己银箱的关心，那么，这个作家就从来没有体会过同情人、帮助人、解救人的感情，他也可能想在作品中描写同情、慷慨、好客、爱国爱民爱人类，但他绝不可能写好。“他到哪里去找到这些颜料？在他的心底里，他认为这些美德仅仅是变态心理和糊涂观念而已。”这真是说得深刻透彻。 一个人最值得珍视的是仁慈的天性，这远比聪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应该通过艰苦修炼来叩击良知；如果连良知也叩击不出来，那就要以长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规矩；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愚钝和木讷了；如果他居然颇具智能，又很有决断，那就需要警觉，因为这样的人时时有可能进入一种可怖的梦魇，并把这种梦魇带给别人。应该发现这样的人，并且尽量将他们安置在高人手下，成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避免让他们独自在空旷寂静的地方，作出关及他人命运的行为选择。这也是为他们好。 5 是梅里美吧，还是与他同时的一个欧洲流浪作家，记不清了，在旅行笔记里留下一段经历。 总是瘦马、披风，总是在黄昏时分到达一个村庄，总是问了三家农舍后到第四家才勉强同意留宿。吃了一顿以马铃薯为主的晚餐后刚刚躺下，就听到村子里奇怪的声音不断。 似乎有人用竹竿从墙外打落一家院子里的果子，农妇在喝阻。又有人爬窗行窃被抓，居然与主人在对骂。安静了片刻，又听到急切的脚步声，一个在逃，一个在追…… 流浪作家感到惊讶的是，始终没有一家推出门来，帮助受害者抓贼。因为在他听来，那些窃贼并非什么外来大盗，而只是一些本地小流氓而已。他长时间地竖着耳朵，想听到一点点除了窃贼和被窃之外的声音，哪怕是几声咳嗽也好，但全村一片寂静。他终于想自己出门，做点什么，但刚要推门却被一个手掌按住，壮实的房东轻声而严厉地说：“你不要害我。你一出去，明天他们就来偷我家的了！” 三年后，流浪作家又一次路过了这个村庄，仍然是瘦马、披风，仍然是黄昏、农舍。但他很快就发现，所有农舍的门都开着，里边空空荡荡。他急步行走，想遇到一人问问，但走了两圈杳无人影，他害怕了，牵着瘦马快速离开，投入暮色中的荒原。 村庄废弃了，或者说毁灭了。 其实那些夜晚也有人喊过。巴金先生曾经喊道：他们以批判为名，在射杀叫声特别动听的飞鸟。没有反应。他又喊道：他们在拔茬砍树了。还是没人理会，只听得砍伐声越来越响，笑语声越来越高。 于是，不久，这个村庄也荒芜了。 巴金先生叹一声：荒芜的时间应该算得更早。 那个可能是梅里美也可能不是他的流浪作家的所见所闻，在那个地区有历史先兆，那是宗教裁判所的功劳。 我在古城托莱多（toledo）的一所老屋里读到过一些档案。先后四十多万人被处决，罪名全是莫须有，定罪的惟一根据是揭发、告密、谣言、批判。执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欢，揭发者和告密者戴着面套，作为英雄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批判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即将处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闹着向他们丢掷石块和垃圾。实证意识、怀疑精神、同情心理，一丝无存。甚至，连下次会不会轮到自己的担忧，也一点看不出来，大家都在“驱魔亢奋”中表演着自己的纯净和高超。 因此，揭发、告密、谣言、批判，成了多数人的主流职业。把一个疑点扩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娴熟；把邻居亲族告发成天生魔鬼的步骤，已演练得不动声色。除了虐杀，就是狂欢；除了狂欢，就是虐杀，几乎成了当时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则。 当虐杀和狂欢的高潮终于过去，社会出现了新的宣言，但共同的心理法则却沉淀下来，渗透到每条街道、每个农舍之中。集体狂欢的表演不必了，那就彻底回归自私，只剩下了对一切暴虐的胆怯，包括最小的暴虐。于是，村庄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毁灭。 也许，不仅仅是自私和胆怯。 当自私和胆怯纵容了暴虐，那么，它们也就随时随地可以投身暴虐。 中国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个片断，颇可玩味。海隅某镇，突来三名恶棍，专事入室强暴民女。镇民忿恨，请教镇中两位道学儒生如何报官捉拿，不料这两位道学儒士笃信“丽服诲谣，艳容引奸”，闻之反叹民女不守妇德。此后每当恶棍再度得手，他们必定不问恶棍踪迹，只责民女咎由自取。镇民粗鄙无文，遂信之而息声，惟儒士之夫人不服，时有挑衅口角。半年后，恶棍暴行更其嚣张，镇民迁出逾半，未能迁出者惟有逆来顺受。某夜一道学儒士之夫人察觉夫君行止有异，跟踪相随，方知夫君早已与恶棍混成一体，另一位道学儒士亦在其内。 时评者曰：助恶、行恶，本不可分。两位道学儒士历来只责受害民女丽服艳容，现关注久矣。为何关注？饥渴久矣。如此伪君子，迟早必成施害者。 疑惑者问：满口道义，义正辞严，岂能尽假？ 时评者曰：不屑道义而明施害者，小恶棍也；高倡道义而暗施害者，大恶棍也。小恶棍为大恶棍开道，大恶棍为小恶棍立言，自古皆然。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参与整人的第一步，大多出自于从众； 参与整人的第二步，大多出自于嫉妒； 参与整人的第三步，大多出自于炫耀； 参与整人的第四步，大多出自于乐趣； 参与整人的第五步，大多出自于本能。 ——五步既毕，被整者倒下满地，而整人者也不复为人焉。 我细细观摩了几十年，必须提醒人们： 整人的第一度借口，大多是“政治问题”； 整人的第二度借口，大多是“两性问题”； 整人的第三度借口，大多是“历史问题”； 整人的第四度借口，大多是“经济问题”； 整人的第五度借口，大多是“学术问题”； 整人的最后借口，大多是“态度问题”。 ——一轮既毕，片甲不留，整人者浅笑一声，搓手寻取新的对象，开始又一度轮盘转。 整人之事，举世皆有，而中国的整人在以下五项上独占鳌头：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逗趣的行业，一般不以被整者的死亡为目标，而是让对方留命于世，只在名声和人格上予以侮辱，一遍又一遍，无止无休，如猫逗老鼠，作为一大嬉乐。不慎致死，只是失手；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贴身的行业，一般不以远距离批判为满足，而是非要逼得对方亲自检讨、亲自认罪、亲自忏悔不可。如有可能，最好是自己掌嘴，或当面下跪。被整者的直接表情，永远是决定整人者行动的主要图谱；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堂皇的行业，一般不以这一行动的本质坦示世人，而是借用一系列漂亮命题作为行动代号，并且中国文化也有足够的词汇可供借用。大多是，冒称掌握了何种最遥远或最细小的隐秘，而这种隐秘又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整人者永远貌似救世者，当他们一旦举起了棍棒，光环也就出现在脑际；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魔幻的行业，一般不暴露整人者和被整者的真实关系，而是让一块黑布永远遮盖着，让私人恩怨永远躲藏着，只需一个人站出来摆出整人架势，他立即成为刀枪不入的魔术师，而他的奇幻想象力也不再有人怀疑和验证。从此，由他张罗，真假可以互换，生死可以颠倒，绝壁可以穿越，活人可以失踪，众人明知其假却能给予全场掌声； 整人在中国是一个安全的行业，一般从不惩罚整人者，即便被他们伤害的人已获平反。从不揭穿他们的诬陷伎俩，从不嘲笑他们的自露马脚，尽管他们羞辱了那么多人，却从来没有人把“可耻”两字交还给他们。中国法治对于整人者，历来表现出最大的模糊和宽大。中国文化对于整人者，更是表现出举世罕见的容忍和理解。他们永远受到媒体的宠爱，永远受到青年的崇拜…… 由于以上五项优势，整人在中国，“坏事变成了好事”。 王小波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不让别人做事的人。 怎么才能不让别人做事呢，最有效的方法，整他们。因此，整人的人，和不让别人做事的人，是同一拨人。 有时，对人群的简单划分，比长篇大论更加重要。 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情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 这中间，最麻烦的是做事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追到事情的时候先被后边的人追到，使他们无法再去继续追逐事情，固然是一个悲剧；当他们追到了事情正在埋头打理的时候被后边的人追到，更是一个悲剧，因为到那时被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而且还包括已做和未做的事情了，真可谓“人事皆非”。 鉴于此，这些人终于订立了两条默契。第一条：放过眼前的事，拼力去追更远的事，使后面的人追不到，甚至望不到。这条默契，就叫“冲出射程之外”；然而，后面的人还会追来，只能指望他们也会累。因此，第二条默契是：“锻炼脚力，使得我们的速度足以使后面的追逐者累倒。” 我想，这也是历来文明艰难延续的跑道。 我在追事，他们在追我，为的是不让我做事。 ——这场赛跑具有永恒的价值。 有人设想，只让我安心做事，没有后顾之忧就好了。 我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事情，做不大，做不新，做不好。 我做事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证明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撬动陈旧的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保守的既得利益，没有找到有力的突破因素，这样的事情，在社会转型期值得安心去做吗？ 因此，重要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杀脚步，很可能是我们生存价值的真实写照。 不必阻断这样的赛跑。只希望周围的观众不要看错了奔跑者的身份，不要在我倒下的时候，把希望交付给我背后的追逐者们。他们不可信任，他们看到我倒下，立即会更换跑道去追逐其他想做事的人。他们与大家，有着相反的目标。 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外，人间灾难的核心便是人整人。 在灾难时代跟着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便不再整人的人，是一个介乎好人、坏人之间的庸人； 在灾难时代从不伤害他人的人，是上等的好人； 在灾难时代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还在整人的人，当然是坏人； 在灾难过去之后以清算灾难的名义伤害他人的人，则是顶级坏人。 灾难的脚印总是由伪装道义的脚步留下。 当践踏他人的事端一旦开始，脚印里渗出血迹，而背后又紧跟着密集的脚步声，那么，灾难就开始了。 能在这个时候阻止吗？很难，因为脚步正形成节奏，道义的旗帜正越举越高，追随者的队伍正越来越大。 灾难的脚印，必然连成深深的沟壑，任何转向或改道的可能，已渐渐失去。 倘若天佑大地，走出沟壑，那也应该是在长远之后。 圣洁总会遇到卑劣，而卑劣又总是振振有词，千古皆然。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那么有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人折腾人的本事，粗粗划分有两大类，即明里攻伐，暗里用间。大至两国之间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间的纷争，均无出其外。 古人云，虽有百疵，不及一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 因此，找世间巨恶，除杀人、制毒、抢劫者外，必是揭发者和批判者。 这后两者，主要集中在文人间。 中国人的素质若要提高，有一个终极标准，只有五个字，那就是：以毁人为耻。 无道义的媒体，是一个虚假的战场。 没有明确的正方反方，没有真正的公平的搏斗，只为热闹而喷发烟雾，只为刺激而实施爆炸，只为轰动而伤及无辜……当一种公权力被滥用，这个虚假的战场只能大规模地制造邪恶。 不能企求它自建道义，而必须争取公民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惩处。 在这之前，不要过多地理会，却要警惕地关注。 伪装道义的脚步在哪里最先露出破绽？当它们要以道义的名义践踏他人的时候。 与谬误辩论，很可能获得真理；与无聊辩论，只可能一起无聊。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 6 自从我在《历史的暗角》里首次比较系统完整地分析了小人，坊间陆续出版了多部剖析小人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把我对小人的论述印在扉页上。 看来，我真是与小人摆开阵势了。 阵势前的战事，月月未断。 对方擂响一轮轮战鼓，踏起一阵阵尘土，制造出战争激烈的假象，还不断向外通报，我已一次次出场，与他们一次次打斗，他们赢了几个回合…… 而我，一直悠闲地行走在远方。偶然，在异国街头，能买到香港的几家大报，看看“我”与他们打斗的报道。 知道内情的朋友问我何以在喧嚣滔滔间有此定力，我笑道：“我既然首次论述了千年小人，当然要引出几批当代同类给大家看看。历来小人很少中计，这次他们遇上对手了。” 我写那篇论述小人的文章非常郁闷，却让我这几年的行为作了一个乐观的结论：只要不怕纠缠，不怕投污，不怕喧闹，小人有可能被战胜。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战胜小人以后，自己很可能也变成了一个小人。我以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个结果可以避免。 更重要的结论是：不与小人交手，很难成为真君子。 这就像，一个有洁癖的人，很难成为大丈夫。 我与小人交手了，而且反复交手。他们的队伍不小。 此刻我搓搓手，感觉很好。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欧洲的一则往事。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敌，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准备逃离这个恐怖的深渊。可能是教堂的神父产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搬走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间的和睦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即便在礼貌的言词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我读到这个材料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作者写道，直到今天，这个村庄的人际关系还是又僵又涩、不冷不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一一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黯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绝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予理会，掉过头去，但这股腐浊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 高贵，最容易被小人文化所侵吞。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态度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做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伙食，吃得饱饱的。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 冯道原在后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道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后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回答：“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像一个人。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制隐秘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当地把隐秘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像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难于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有当权者支撑，他们的效率就更高了。 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们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人的概念，只有实际私利。 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则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变成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或过眼。 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挑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没有大将风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是这些全部灾难的最初责任者。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时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当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时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注意修饰文化形象，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舆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脏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他们手上有一支笔，但几乎没有为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他们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具有伪装性，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求异性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者岿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酸、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很长时间我们都以某种政治观点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观点上几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极其严密的社会观念监察网络疏而不漏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翻脸。 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 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的需要。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的奥秘了。谣言为传谣、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个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 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做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 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立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伴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 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我觉得人们常常习惯于把那些对自己提出了不恰当批评的人看作小人，这其实是不对的。在很多时候，即便那些给我们带来毁损和灾难的人也未必是小人，因此，需要把对毁损的态度和对小人的态度分开来说。毁损是一种特殊事件，小人是一种恒久存在。毁损针对个人，小人荼毒社会。因此，毁损不必纠缠，而小人有待研究。 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频频地骚扰我们的视线。争吵使他们加重，研究使他们失重，逐步让他们处于低位状态、边缘状态、赘余状态。虽然小人尚未定义，但我看到一个与小人有关的定义，一个关于时代的定义。一个美国学者说，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这个定义十分精彩。小人总有，他们的地位与时代的价值成反比。小人若能在一定的精神气压下被低位安顿，这个时代就已经在问鼎伟大。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意思，与卫建民先生的想法很接近。 另外，我觉得即便是真的小人也应该受到关爱，我们要鄙弃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生态和心态。 气吞山河的人物也会产生小人心理。 清代山西票号日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纠纷，可以作为最让人痛心的例子。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翙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翙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毛鸿翙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翙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动作规范相去遥遥。 毛鸿翙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恨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各个分号，揭露被毛鸿翔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7 “中国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真是一言难尽，十言难尽，百言难尽。你可以投给它最高的崇敬、最多的怜惜，也可以投给它最大的鄙视、最深的忿恨。 ——一切，都不会过分。 中国文人有过辉煌的典范，辉煌得绝不逊色于其他文明故地的同行。 中国文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文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文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 唐代以后，情况开始复杂。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但他们在人格独立上都已不及他们的前辈。科举制度开始，一千三百多年全国文人争走的那条独木桥，造成了中国文人一系列的集体负面人格。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即便在科举的缝隙中出了一些出色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多也自吟自享型的，很少真正承担社会的精神责任。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险遭颠覆，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站到了社会改革的第一线，却又陷于争斗、走向激进，大多失落了文化本位，很难再被称作真正的文人。而其间的另一部分，则以文行恶，忙于整人，或胡言乱语，侮辱民智，留给人们的是最丑陋的记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个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会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时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账的兴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后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于弥补了。 柳宗元的贬放地是永州。他在永州呆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惟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换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负面的政治暴行也可能带来正面的文化成果。 文化人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可能换来文化上的收获。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是颤动于每位作者的思维习惯、寻访敏感和表述模式间。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然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中国现代文人中最优秀的群落，往往也很难摆脱一个毛病，那就是把自己的大多数行为当作圈子内互为观众的表演，很少在乎圈子外的一切。 这就把文化的制作过程和消耗过程合而为一了，相当于一个工厂把产品的营销范围全都锁定在自己厂房的围墙之内。那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工厂？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妒嫉”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一次小小的地震，把两个蟋蟀罐摔落在地，破了。几个蟋蟀惊惶失措地逃到草地上。 草地那么大，野草那么高，食物那么多，这该是多么自由的天地啊。但是，它们从小就是为了那批人“斗蟋蟀”才抓在罐子里；年年斗，月月斗，除了斗，它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爬行，为什么进食，为什么活着。 于是，逃脱的惊慌和喜悦很快就过去了，它们耐不住不再斗争的生活，都在苦苦地互相寻找。听到远处有响声，它们一阵兴奋；闻到近处有气味，它们屏息静候；看到茅草在颤动，它们缩身备跳；发现地上有爪痕，它们步步追踪……终于，它们先后都发现了同类，找到了对手，开辟了战场。 像在蟋蟀罐里一样，一次次争斗都有胜败。这方的胜者丢下气息奄奄的败者，去寻找另一方的胜者——没有多少时日，逃出来的蟋蟀已全部壮烈牺牲，死而后已。 它们的生命，结束的比在蟋蟀罐里还早。因为那罐子既可以汇聚对手，又可以分隔对手，而在外面的自由天地里，不再有分隔。还有，那根软软的长草，既可以逗引双方斗志，也可以拨开殊死肉搏，而在这野外的茅草丛里，所有的长草都在看热闹。 世上所有蹦跳扑斗的活泼生命，并不都是自由的象征。多数，还在无形中过着罐中日月、厮咬生平。 唉，中国文人。 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结束的百年祭。这个制度给中国文人的强有力的塑形，会在多少年后消退？两百年，还是三百年？ ——可能还说得太短，因为人家整整塑形了一千多年。 “恃弱、逞强交错症”，是很多中国文人的心理流行病。 如何“恃弱”？永远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被照顾和关爱的人员，不断念叨自己是无权的平民、清贫的寒士。等到政治运动一来，宣称自己是被压迫的一员。政治运动过去之后，他们面对官员和企业家的目光，总是求诉的，期盼的，又是矜持的。 如何“逞强”？面对百姓大众，他们总是面对“媚俗”；面对国际潮流，他们总是反对“媚洋”；面对历史转型，他们总是反对“媚时”。他们究竟要固守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始终俯瞰万象，气吞山河。 这两种病症的任何一种都已经是够受的了，中国文人有本事把它们糅成一体，并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成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人格造型。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来是一个作家，他曾这样描述当年作家协会里的那些文人—— “在作家协会内当时有一种情况是我不能忍受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都说创作比开会重要。他们显出一副十分厌烦的样子，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但奇怪的是，他们又从来不肯退出，辞职回家。他们甚至都提心吊胆地渴望下次再次当选作家协会里的某个职务，因为这种职务直接影响到书的出版、奖的颁发和出国多寡。总之，可以借着职务获得很多额外利益。但是，刚刚得到利益他又抱怨了，抱怨的声音很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教育发达，却尽量不要做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这个概念的投影太黑太深，年轻人缺少见识，很容易被它所诱惑、所俘虏。 一旦不幸成了文人，那就要谨慎了。努力学做一件实事，做的时候也不要打出“文人从商”、“文人做官”的牌号，而是让自己取得一个成为社会正常谋生者的身份。千万不可以文化知识嘘人、骗人，更不可借文化的名义害人、整人。如果杜绝了做这些坏事的可能，那么，又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究竟做过好事没有？如果有，为什么那么低效，甚至无效？ 8 我平生所写的最伤感的文章之一，是《霜冷长河》里的那篇《关于友情》。 我本是兴致勃勃拿起笔来的，谁知真正深入这个题目就发现，人间失败的友情远远多于成功的友情。但是，大家都不想承认这一点，因此大半辈子都在防范着友情的破碎。结果，应该破碎的友情常常被捆扎、黏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反而被捏碎了。而且，事实证明，由于种种心理迷误，最珍贵的友情最容易被捏碎，构成人世间一系列无法弥补的精神悲剧。 我的这些观点，有古今中外大量实例证明。每提一个实例，笔底总是忧伤绵绵。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要苦苦企盼友情呢？这牵涉到人的生命的本质究竟是建立于沟通还是建立于孤独这个重要问题，谁也无法逃遁。 我认为，人之为人，还应该保持对友情的向往，并以终生的寻求来实践这种向往。但是，这种寻求，其实是去除人们对友情的层层加添——实利性加添，计谋性加添，预期性加添，使友情回归纯净的高贵。 能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少而又少，连作为千古友情佳话的俞伯牙和钟子期，李白和杜甫，细想起来也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我们还是要让这个境界永远漂浮在眼前，否则，人类就会在各自孤独中一起枯萎。 对于世间友情的悲剧性期待，我想借楚楚的一段话来概括：“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我不知道楚楚这里的“你”是否实有所指，我借用的“你”，实泛指友情。 这片叶子，这片在期盼中活着，在期盼中疲惫，又在企盼中飘落的叶子，似乎什么也没有等到。但是，天地间正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叶子，才美丽得惊心动魄。 相比之下，它们期盼的对象，却不重要了。 期盼，历来比期盼的对象重要。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思乡比家乡重要。思乡是一种精神追求、梦幻投注，而家乡则是一种“物是人非”的粗粝状态。同样，人类对友情的期盼是在体验着一种缥缈不定的生命哲学，而真正来到身边的“友情”却是那么偶然。 但愿那个迟到了一辈子的家伙永不抵达，好让我们多听几遍已经飘落在地的金黄色的呢喃。 正是这种呢喃，使满山遍野未曾飘落的叶子，知道自己是谁，该做什么。 在海滩湿地的芦苇荡里，一只落伍的孤雁，悠闲地漫步，把脚印留在淤泥间，没有露出丝毫慌张之色。 从太祖父开始，就已经习惯集体飞翔。父亲被一猎人打伤后落地，雁群盘旋一圈快速离去，没再理会那干涩的哀号。 我，已经三次故意掉队。 第一次掉队后曾经慌乱，三分后悔，七分等待，等待第二天别的雁群把自己接纳。 第二次掉队后在草丛中休息了三天，听到天上有雁群飞过，抬起头来怀疑地一瞟，瞟了七次才把翅膀张开。 这是第三次掉队。不再刻意休息，也不再抬起头来。对于群飞的生活已完全失望，只想在土地上遇见一只掉队的孤雁。也许就在那个土丘背后，也许还要等上十天半月，见面时步态矜持，慢慢走近，目不转睛，轻叫两声，然后单翅一扇，算是交了朋友。 是否要订交，是否要结义，是否要同栖同飞，还需要等待时间。都是最有主见的掉队者，在这些方面不再轻率。 我不喜欢那种伪装天真纯净、虚设理想状态的抒情散文。它们的问题，主要不在文风腻人，而是内容害人。 很多学生年纪轻轻就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浑身忧郁，就是因为上了这种抒情散文的当，以为世间真有那么多五彩的肥皂泡，结果，所有的肥皂泡都破了。 友情就是这种抒情散文最热衷的题目，因此孩子们在这方面受骗的机会也特别多——请注意，我不是说受朋友的骗，而是受文章的骗。 世间友情从来就不可能是全方位吻合的，只要友情双方都是自主的真人。世间友情也不会是始终保持在同一个精神水平之上的，只要友情双方都是承担多方角色又时时变化着的活人。世间友情更不会是长久相守永不厌倦的，只要友情双方都是有求新、好奇的自然欲望和心理曲线的正常人。 因此，世间友情只是欣喜擦边，只是偶然相逢，只是心意聚合，只是局部重叠，只是体谅相助，只是因缘互尊。这么说有点扫兴，但与真实更加接近。如果较早地选择告诉学生们，他们在友情问题上的巨大失落、诸般极端、种种变态，就有可能避免。 我看到，被最美的月光笼罩着的，总是荒芜的山谷。 我看到，被最密集的“朋友”簇拥着的，总是友情的孤儿。 我看到，最兴奋的晚年相晤，总是不外于昔日敌手。 我看到，最怨愤的苍老叹息，总是针对着早年的好友。 我看到，最坚固的结盟，大多是由于利益。 我看到，最决绝的分离，大多是由于情感。 我看到，最容易和解的，是百年血战。 我看到，最不能消解的，是半句龃龉。 我看到，最低俗的友情被滔滔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看到，最早到临终床前的，总是小人。 我看到，最后被告知噩耗的，总是挚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人的一生，陪在一起走路的人很多，但有的路程，只须短短一截，便终生铭记。 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为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至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业的成败，险过敌人的逼近。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处置友情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越是这样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质，他们握在手上时松时紧、时热时冷的友情缆绳，其实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友情。 一切纯净而高贵的友情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既不被旁人容忍，又不被家人珍惜，嫉妒者们一挑拨，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裂痕。 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缥缈的共同期待。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在功利社会中，多数朋友间是各有期待的，但大家都不把这种期待点明，成天在嘻嘻哈哈中互相偷窥，真是劳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朋友突然点破，明白表示失望，然后离去，这是一种结束虚假的可喜举动，会使双方都感到轻松。 不计功利的朋友也会有，但不多，需要长期寻找。我们不能用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一般性的交往。 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太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友情？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邪恶的侵入。邪恶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这种情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交错了朋友。不是错在一次两次的失约、失信上，而是错在人之为人的本质上。本质相反而又成了朋友，那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结束这种本来就不应建立的友谊，要么渐渐改变自己的本质。可惜的是，很多善良的人选择的是后者。 邪恶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很难躲避得开。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第一特征是毫无戒心，一见倾心，不再遗忘；第二特征是彼此可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那种杂乱的组接系统成了一种隐性嗜好，不见得有多少实利目的却能在关键时刻左右行止。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一泻千里？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间肯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容忍了邪恶。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邪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牴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 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太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 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大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义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太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我对友情问题的简要总结： 一、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 二、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因此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友情：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免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 三、宽泛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全部履历的光明面。它的宽度与人生的喜乐程度成正比。但不管多宽，都要警惕邪恶，防范虚伪，反对背叛； 四、严格意义的友情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寻找的精神小村落，寻找途中没有任何实利性的路标。在没有寻找到的时候只能继续寻找，而不能随脚停驻。因此我们不宜轻言“知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安于宽泛意义上的友情，反而彼此比较自在； 五、一旦获得严格意义的友情，应该以生命来濡养。但不能因珍贵而密藏于排他的阴影处，而应该敞晾于博爱的阳光下，以防心理暗箱作祟。 9 有人类，就有嫉妒和谎言；这是这个星球最通行的负面“世界语”。 但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通行程度堪称全球第一。 嫉贤妒能和弄虚作假，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两大泄漏口。 嫉妒营造着谎言，谎言加深着嫉妒。当嫉妒和谎言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化学反应往往是难于想象。嫉妒为谎言插上翅膀，谎言为嫉妒提供伪证，顷刻间万耳被欺、天下蒙尘。因此，嫉妒和谎言的受害者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天下，说小一点是那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茫茫人群。 如果嫉妒少一点，中国千百年间将有多少精英逃出斧钺，将有多少人才免于埋没。那么，历史的步履还会那么沉重、那么愚钝吗？ 如果谎言少一点，中国人将会减去多少虚假的仇恨、伪造的亢奋、自欺的陶醉、受骗的闹剧？那么，集体人格的消耗会那么彻底、那么荒凉吗？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 嫉妒者经过深刻反省，宣布放弃嫉妒。但是，他的这个姿态，引起了全场的嫉妒。 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在中国，即使你不言不动、状如槁木，也被它密密层层地包围着。你笑，你哭，你出门，你失踪，它都反应敏捷，立即表现，都永远也不会收工。 在嫉贤妒能和弄虚作假的世界里，你能生存吗？ 能——我回答，但有点迟疑，因为条件比较苛刻。 条件是：在嫉妒的气氛中发现贤能之所在，向着它们尊敬地一笑；在虚假的气氛中发现真实之所在，记住它们藏身的地点。 满世界全是贤能，也就无所谓贤能；普天下全是真实，也就无所谓真实。 正是嫉妒的浪潮，使我们认识了被它们包围的岛屿；正是造假的风尚，使我们捡得了真实的寂寞。 我识别世事的经验—— 拥抱住嫉妒的对面，把握住虚假的背面。 谢谢嫉妒和虚假，为我们指路。 如果被人嫉妒的是你自己，那么，暗暗地把自我夸奖一次吧。 如果被别人造假的是你自己，那么，再狠狠地自我陶醉一次吧。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一个人落于凡尘，就产生前后左右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强者，也没有人会是彻底的弱者。彻底的强者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如果要彻底，他的头顶必须没有天空的笼罩，他的身边必须没有空气的摩擦，他该站在哪里？彻底的弱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有高度就有更低的尺寸，一有分量就有更轻的事物，他要弱得彻底，只能无形无质，那又弱在何处？ 所以，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强势体验，需要有别人的弱势来对照，弱势体验，则需要寻找强势的背景。据我看，就多数人而言，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会场和各种仪式中，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曲终人散之后，个人独处之时，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都已回家，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和防范，嫉妒便由此而生。 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自己最想达到的目标，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这就忍不住要用口和笔来诅咒、来批判了。但又不能明火执仗，只能转来转去，东躲西藏。这种特殊的呈现方式就是嫉妒的证据。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灭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嫉妒使感受机制失灵，判断机制失调，审美机制颠倒，好端端一个文化人失去了文化可信性，局部地成了聋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嫉妒者也会知道某位被妒者的美貌，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这种搜寻未必有实质成果却有心理成果，久而久之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那便是自身感受系统错乱的开始。 同样的道理，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佳句失去了欣赏能力，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曲中表情木讷，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内心方寸未乱，毛病还不算太重，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颠倒了美丑，封杀了感受，事情就可怕了。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废功夫，半条命终结。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下世纪的嫉妒会是什么样的呢？无法预计。我只期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毛病，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蹙眉太息，而不是一群烂衣兵丁的深夜混斗；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它曾是两匹快马在沙漠里的殊死追逐，它曾是两艘炮舰互相击中后的一起沉没，它曾是一位学者在整理另一位学者遗稿时的永久性后悔，它曾是各处一端的科学家冷战结束后的无言拥抱，它曾是两位孤独诗人一辈子的互相探寻，它曾是无数贵族青年决斗前的默默托付…… 是的，嫉妒也可能高贵，高贵的嫉妒比之于卑下的嫉妒，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关爱他人、仰望杰出的基本教养。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不应该留恋和赞美，但它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蝇营狗苟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那就让它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使它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即便再激烈的对峙也有终极性的人格前提，即便再深切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因此，说到底，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林黛玉的眼泪、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怕只怕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泥潭。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以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哄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 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 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谣言的雪球不仅可以越滚越大，而且还会越滚越圆、越滚越险。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雪球。 越滚越大——这是必然的。谣言形态怪诞，总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总需要有新的谣言去回答这些问题；新的回答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必须继续制造谣言。就这样，一层层，一圈圈，雪球膨胀了，一个谣言牵出了几倍、几十倍的谣言，轰轰隆隆地滚过来。这样的谣言如果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然更会飞驰九州，气势非凡； 越滚越圆——凡谣言总会露出破绽，那就需要七手八脚地来弥补，弥补处又有印痕，于是再小心翼翼地修理，时间一长，一个简陋的谣言变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连起承转合都很有法度，极具阅读快感； 越滚越险——不管谣言起因如何，一般的传播者只能用最通俗的方法去递送，而民间最通俗的方法则是从道德品质上下功夫，结果，多数谣言传到最后都成了严重的人格伤害，以至广大读者反而对被害者产生了道德义愤，终于把他们逼到生死关口。 如果说，这样的雪球滚动也算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实在太残酷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参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如此，不如哑巴吃黄连。 谣言中最毒的配方，莫过于绝大部分真实只有一个小处虚假，而这个小处却关及人品人格。另一种配方正恰相反，一个相当纯粹的谎言中居然也有了一点拐弯抹角的“真实”。 世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 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三成。在这三成中，又有二成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 因此，真正恢复真相的，只有一成。 有此一成，还需要种种常规条件。例如，正巧制造了这个谎言的人智商太低，正巧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了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执言的人，正巧赶上了某个“平反”时机…… “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地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反而成了揭穿真相的人。 大到国家之间，小到邻里之间，人类是没有能力破除多数谎言的。 那该怎么办呢？ 一、即便是各说各的，也要坚持自己所见到的真相。对于关及人权、人道的大事件，更要如此坚持，不可人云亦云； 二、不传播未经自己严格考证的流言； 三、对于大量不知真相的纠纷，不再陷入“追求真相”的泥淖，只以善和爱来化解。 人们为什么很难破除谎言？这是因为，除非事情严重到求诸司法，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具备调查取证、缜密、分析、层层追疑的条件和能力，不存在证人对质、多方抗辩、公正裁判的批判和权力。更麻烦的是，受到谎言伤害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根本不可能以自辩取得公信，而传播谎言的人总是迅速膨胀却没有一个允许谎言破碎，因此成了一批浩浩荡荡的圆谎者、补谎者、护谎者。 在这种情况下，谎言的破除纯属偶然，而谎言的延续则是必然。 谎言的最恶毒处，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碎结构”：被它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知真相、最想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 因此，以谎言的剑戟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直接抵抗，而四周的援军又总在迟疑。 谎言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 谎言遇不到强有力的辟谣，也就自动“转正”，就像政府机构里有些文书未被驳回就算自动生效。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上，这种被“转正”而自动生效的谎言，占了多大的比例？ 谎言、谣言就像一批神出鬼没的偷袭匪贼，而受到它们袭击的君子却像一座不设防的城池。它们在哪里动手，完全不得而知，因此也难于防守。一个个君子对谎言的袭击都狼狈不堪，就是这个道理。 “他在读中学时就在勾搭班里最漂亮的女生了！”这么一句无伤大雅的谣言你能辩驳么？很难。因为你必须回到几十年前，而几十年前的一切记忆都已模糊，更无法把模糊的记忆当作辩驳的证据；你还必须回想中学时班级里最漂亮的女生是谁，而小孩子对于漂亮的判断又与成人大不一样；即便想起谁了，你还要拿捏“勾搭”这两个字的含义…… 连最小的谣言都无法申辩，更遑论更大的真伪。 在破除谣言的事情上，人们总是对“证据”和“证人”保持着过高的信心。 其实谁都知道，绝大多数谣言遇不到不利的证据。有时出现了孤证，或未经阐释的片断证据，拿来判断真伪，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至于证人，更不可信。他们一般不可能在多少年前真正关注过谣言中所传播的内容；万一关注了，也极有可能发生观察和判断的错误；即便没有发生错误，也未必有站出来辟谣的勇气…… 因此，造谣者总是视这些“证据”、“证人”为无物，所向披靡。 在“文革”灾难中，我父亲被几句谣言蒙冤十余年，全家受尽侮辱，却无以声辩。父亲所写的申诉书多达几十万言，尽成一堆废纸。最后“平反”，也不是因为辟了谣，而是下达了全部平反的政策。 像父亲这样的冤案，“文革”中少说也有几百万起。每一起冤案都成立了专案组，都进行了长期调查，都收集了大量“证据”、“证人”。整整十年，从未听说有一桩冤案中的一个谎言被揭穿！ 辟谣之难，可想而知。 有记者问我：近年来屡遭谣言诬陷而无法自辩，是否痛苦？ 我说，我因此想到了历史，为历史痛苦。 既然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置身在谣言那里，那么，就不要太在乎个人名声，也不要逃避四周污浊，而应该更一心一意地举起善和爱的旗帜，使谣言和造谣者一起失去重量。 对付谣言，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谣言辩论； 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谣言褪色； 上策：以自己的贡献，使谣言失重。 谎言是秃鹫的翅膀，虽形象丑陋却能扇动百里。且让它在头顶掠过，千万不要攀挂在它的下面随它飞翔。 在光天化日下行走，人们是甩不脱影子的，而影子又总是斜的。那就不要与影子计较了，还是昂首行路罢，带着一辈子或长或短的斜影。 在谣言的问题上，最有害的一句格言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法庭作甚？要智者作甚？要勘察作甚？要化验作甚？要比对作甚？ 事实证明，连法律的眼睛、理性的眼睛、学术的眼睛都未必雪亮，更何况一般群众？ 群众的眼睛也就是从众的眼睛，也就是在寻常情况下作最平庸判断的眼睛，也就是远望和粗想的眼睛，而且，又总是情绪化的眼睛、受传染的眼睛、无控制力的眼睛——历史上从未雪亮。 在谣言问题上，另一句有害的格言是：真理越辩越明。 除了拥有特殊的权力背景外，哪一次辩论能得出双方都服气的真实结论和真理结论？“越辩越明”，指的是让当代多数民众明白，这一点，通观历史，做到过吗？ 我们见到的，是辩论某方用聪明的辩才把对方“噎”住。但无数事实证明，被“噎”住的那一方极有可能是真的，也是对的。 我们见到的，是辩论某方调动了煽情手法把听众拉到自己一边，然后以听众的掌声、嘘声、口号声把对方淹没。但是，被淹没的一方果真是假的，是错的吗？ 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辩论某方沿用已经流行的政治规范作为真理的标尺把对方套住，甚至，用权力的背景把对方压住。在这种情况下，常规是真理吗？气势是真相吗？ 为此，人们只寄希望于有法官和陪审团在场、以法律和证据为准、按规范和程序进行、由双方律师抗辩的法庭辩论。这是人类在总结全部民间辩论缺陷之后的理想化构建，在中国还未被民众所习惯。但是众所周知，即便在这样的法庭辩论中，真理和真实败下阵来的事情还屡屡发生。 为民主选举而设立的辩论，不是为了探求真理和真实，而是为了构造一种让民众选择行政管理者的批判。因此，这种辩论的主要手法是指摘对方的行政思路，获取民众对自己的信任。一旦取得信任便是成功，但几年后，又要充分承受对方的指摘了。这种机制的优越性，在于肯定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可信的，辩论，正是对这种正确和不可信任的显示。至于何谓正确，何谓可信，则永远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 人们有遥望彼岸、调整自己的觉悟，便是高贵。 人们在辩论中努力证明自己的地方更靠近彼岸，可以原谅。 真实的本性是静默的。它也许躲在一边在思考，按照佛教的原理，我的这种“真实”是绝对的、永恒的吗？它对自己都怀疑了，怎么可能参加辩论？ 辩论的热闹处，一定没有真实。 仇恨可以用仁慈浇灭，强敌可以用武力征服，自然灾难虽然不容易对付但形态明确，而谎言呢？仁慈和武力都没有用，而形态又是那么暧昧，怪不得它千年葱茏、万古不灭，有那么多小人躲藏在它后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 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 ——那么，说了千言万语，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一件：齐心协力，把那些无法消灭的谣言，安置到全社会都不在乎的角落。 因为，我们至少应该争取成为智者，而且曾经从衰世走出。 人世间拥塞着无数误会和假象，有时还会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谁也不敢说，此时此刻自己已经解除了所有误会和假象的束缚。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三岔口上一座银白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 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后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雾，也实在太多。 10 何谓“文明人”？一个最简便的答案是：他曾经真心诚意地朝拜过文明。 从你每次选择旅行的路线，我就能知道你是谁。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因此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 蒙昧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象，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 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种对手的围攻：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 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故乡，不管是空间上的故乡还是时间上的故乡，究竟是属于蒙昧、属于野蛮，还是属于文明？我们究竟是从何处出发，走向何处？ 文明有可能盛载过野蛮，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某种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人类从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千万条个人的行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却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类在抖落各种历史对抗之后必将重新面对最本质的矛盾，即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邪恶、和平与恐怖、正常与极端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较缺少的文化道义。这儿容不得生存计谋，这儿来不得暗通关节，这儿不存在中立空间。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这是一座十字军的城堡，修筑于建城之后的一千余年，目的是战争。上方是城垛、箭孔，下方是饮战马的水槽，为防战马失蹄而凿下深深纹路的石板，而这一切，有很多是拆除建城时罗马风格建筑之后才取得材料的。层层泥石裹胁着大理石柱的断片，含而不露地留下了一个证据：战争裹胁过和平，破坏裹胁过建设，野蛮裹胁过文明。 三个宗教都以各自感人至深的方式在这里吐纳着无数信徒的精神寄托，把一层层神圣的悲情叠加给这座城市。任何像样的宗教在创始之时总有一种清澈的悲剧意识，而在发展过程中又因与民族问题紧紧相连而历尽艰辛，彼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委屈。结果，原始的悲剧意识中又加入了历史的悲剧体验，谁都有千言万语却谁都又欲哭无声。这种宗教的悲剧感有多种走向，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狭窄的意气中陷于争斗。因此，耶路撒冷的路途也有多种方向，在淤积着无数次毁城血泪的街道上，每天存在着相知、相融、相悦的无限可能。 在大沙漠中偶尔会出现一个奇迹：在寸草不生的沙砾中突然生出一棵树，亭亭如盖，碧绿无瑕，连一片叶子也没有枯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地母单独为它埋设了一条细长的营养管道？但是光有营养也没有用，因为它还必须面对日夜的蒸发和剥夺，抗击骇人的孤独和寂寞。惟一能够聊以自慰的，也就是自身树叶之间的互相照拂罢了。由此联想，人类的一些文明发祥地也许正像这些树，在千百万个不可能中挣扎出了一个小可能。从树叶丛中看，似乎很成气候；从整体环境看，始终岌岌可危。谁也无法保证它们的存活年限，有人为它们的终于枯萎疑惑不解，其实，真正值得疑惑的是它们何以能够持续，而枯萎则属于正常。 一切都停止了。没有了古代和现代，没有了文明和野蛮，没有了考察和推断，只剩下一种惊讶：原来人类只活动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原来我们的历史只是游丝一缕，在赤地荒日中飘荡。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 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对于周边的无序有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无序对于秩序也有一种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颠覆能力，谁胜谁负，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么样的智慧浓度。 与埃及、两河、印度等古文明相比，希腊的好处是在被奴役后较长时间地保持了痛苦。不像有些文明，被奴役后太早结束了痛苦期，即使有机会复元也不知复回何处、复回何型。 这说到底还应归功于希腊文明本身。希腊悲剧训练了人们崇高的痛苦意识，而高度的理性精神又使这些痛苦单纯明晰、合乎逻辑。相比之下，其他文明即使有痛苦也往往比较零碎具体，缺少力度。 希腊哲人推重人类，却又以极大的怀疑探究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劝谕人们认识自己，不要自卑和嚣张。埃及人不在乎这种探究和宣讲，只把神秘的感悟付之于刻石垒石，留下人类对自然的窥视和敬畏。更不同的是，希腊文明的传播和张扬给了人们一个错觉，以为人类一定会按照某种逻辑进化发展，埃及文明不提供这种逻辑，堂而皇之忙一阵，然后悄然隐退，除了别的原因，也许还由于领悟了人类的渺小，便以坟墓里复活的梦幻，阻断了积极的后续行为。 任何古代文明都有宏伟的框架，而它们的最高层面又都以史诗的方式留存。 迈锡尼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哺育了希腊文明，这是一个还在讨论的学术问题。我想，除了联合战争带来的生态方式和工艺水平的集聚外，不应忘了荷马诗史。荷马从迈锡尼的血腥山头上采撷了千古歌吟，然后与其他歌吟一起，为希腊文明做了精神上和文学上的铺垫。不要以为在坚硬的青铜顽石前这些歌吟不值一提，其实，只有把迈锡尼进行审美软化和精神软化，才有可能出现希腊文明。 世上的古城堡大多属于战争，但其中有百分之一能进入历史，有千分之一能成为景观，有万分之一能激发诗情。相比之下，诗情最高贵也最难得，因此迈锡尼的最佳归属，应该是荷马，然后经由荷马，归属于希腊文明。 我想，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间来承载的。空间小了，原来的大文明也会由大变小，如果不变小就会被撞碎，或者流逸别处。希腊文明很大，但空间太小，后来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学者和意大利神职人员保存、寻找、连辑，最后在佛罗伦萨复兴，复兴在一个大空间之中。 在荒蛮的历史上，文明越高往往也就越脆弱。 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泱泱大国给了我一种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性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一种文明，能安顿个体精神已经不错，而如果能安顿群体性的社会理性，则就更好了。在这方面，西方文明中那些启蒙大师的论述不可小看，而中国先秦时代的哲人也值得重视。 其实这正是文化的要求。文化要求公开，文化要求透明，文化要求传播，文化要求共享，文化要求化解，文化要求沟通，文化只要真正发挥自己的健康效能，那就会克服恃弱、逞强这样的偏执心理。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凹凸，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巨手慰抚得毫无火气。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显形文明因为理清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容易使后人以夸张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夸张，掩盖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丰富、杂乱、争逐和湮灭！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以及记载者制订的规范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两种甚至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万里历险，其实也就是在追慕他们罢了。 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 11 人类的一切危机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我在考察人类古文明遗迹的漫漫长途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嘤嘤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道义和良知，又谈何容易？ 山西商人在取得辉煌成功后快速走向衰落，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自身行为的文化基础。 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没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们也就无法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即便在商务上再成功也难以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惟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到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文化没有资格嘲笑他们。他们的失败，其实也是文化的失败。中国文化人天天都在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调，却对于有可能使“天下”走向富裕的创业者们不屑一顾，不给他们以丝毫的文化支持，根本没有担负起社会责任。当然，按照他们习惯的文化思维模式，确实也无力担负起这种责任，这就要求他们以社会现实来改变文化、改变自身了。可惜的是，似乎谁也没有这么做。 文化以沟通为胜业，文化以传播为命脉。世上那么多障碍，人间那么多隔阂，就靠文化来排解。 某一种文化如果长时间地被一个民族所沉溺，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触及到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集体文化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文化未必取决于经济，精神未必受控于环境，大鹏未必来自于高山，明月未必伴随着繁星。 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历史转型常常以权力和经济开道，但要让这个转型真正具有足够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没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参与。 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在历史上，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极难获得的奢望。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文化吸引力，而不是文化生产力。 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 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阴，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 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与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关。 这种想法，可能会与很多文化人的想法不同，他们总是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探测别人的事情，还以为这就是文化的追踪性、监视性和批判性。当然那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属于另一个层面，属于坐在村口草垛上咬着耳朵传递邻居动静的老妇女，属于站在阳台上装出高雅之态却以眼角频扫对街窗户的小市民。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我认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否重要，首先要看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被接受状态。过去的文化史家往往过于注意某种文化在后代文人心目中达到的水准，猜测它应该发挥的社会功能，设想它可能归属的思想流派，并把这种猜测和设想当作历史定论，写成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而实际上，我们花了那么多口舌的那些诗文，很可能只是出现在某个私人刻本上，不仅当时未曾流传，事后也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以戏剧为最，我们对剧史家费了很大力气分析、论证的那个剧本，很可能根本没有上演过，更没有多少人阅读过。这就是说，作为戏剧，它还没有“发生”过。对于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一往情深地长期研究，是不是太犯不着了？ 文化的最重要部位，只能通过一代代的人格秘藏遗传下来，并不能通过文字完全传达。中国经过太长兵荒马乱的年月，尤其是经过“文革”灾难，这种人格秘藏已经余留无多，因此必须细细寻访、轻轻拣拾，然后用自己的人格结构去静静磨合。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开创一种新文化。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文化比政治、军事更深刻。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颙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张岱的劳作，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没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会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这个部分不会很大，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给予过高的期许，以为可以进入永恒的层面。很多劳作，连“过眼烟云”也说不上，因为烟云总有不少人看见，而有些劳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没有其他人“过眼”。我们的文化讨论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学者范型做坐标，说了千百个应该不应该，其实许多公认的应该，也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而变成低效和无效的文化陈迹，由应该而沦为不应该。那些争执，风声雨声，你来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点精力放在学习上，认真准备一点明天的功课。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优劣品评，没有绝对意义。作为一种历史遗迹来看待，当然自有历史功过可以评说，但几乎每一点，都功过相咬，相缠相绕；作为一种永不完成的流变，则优劣间又时时转化、互生互补。中国文化的柔性精神、中和之美、和谐追求、写意风致，比之于西方文化，处处都有令我们骄傲的理由，但也处处都有使我们羞愧的根据。因骄傲，固守恪求、刻板从事，美色很快成为疵点；因羞愧，弥补校正、治标治本，旧瓶竟载得佳酿。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各种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有一种“结壳式”的研究癖好，急急地用僵死的理论、狭隘的兴趣、武断的态度为传统浇铸硬壳。于是，这就是传统，那就是传统，传统成了历史大道旁一个个肃穆的坟茔；于是，正是不断指点着传统、呼喊着传统的人，葬送了传统。 这种“结壳式”的研究癖好，使人类文明史上最值得珍视的传统，变得面目可憎，使我们许多艺术家要一次次地啄破自己的“蛋壳”，才走上继承传统的正路。 传统和现代并不严格对峙，寻根意识和当代意识并不严格对峙。一条在丛山间蜿蜒曲折而终于流到了开阔平原的江流，仍然是这条江流；一个接纳、承载了这条江流的开阔平原，仍然也还是开阔平原。我们看到的是在平原上流淌的江流，和流淌着江流的平原，这里并不存在“要末江流、要末平原”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对峙性选择。 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影，不是风干的遗产。传统是一种时空的交织，是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那种有能力向前流淌、而且正在流淌、将要继续流淌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 延续传统，不是靠已有文化的拥堆而成，不是从艺术遗产中抽绎精华拼接而得，而只能靠沉淀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艺术家的生气勃勃的个人创造。文化的梳理、堆垒、普及，都不能直接酿发创造。创造，只能依仗天才。这也许是艺术创造工程的特殊归宿：最后，整个工程都在艺术天才身上会聚。 历史上，一切最出色地创造了传统的艺术家都并不着意论证和呼吁传统，而只是依凭着自己的天性素质自由倾泻。一个能够自由倾泻自己天性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没有传统意识的，因为他要寻找到自己就必须寻找到自己的时空立足点，而寻找不到自己就不可能有点滴真正的自由。一个能够自由倾泻自己天性而又能引起广泛社会感应的艺术家更不可能没有传统意识，因为他的厚重、他的广纳、他的备受欢迎，都是心理层累丰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激扬艺术自由，培植大艺术家，其实也就自然而然地激扬和培植了传统。传统，只能存活在伟大艺术家的现实创造中。 适应，并不永远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如果黑海夜航的船长的眼睛，完全适应了航标灯的灯光，那么，航标灯就大大降低了刺激他、提醒他的信号功能，很容易发生事故。于是，航标灯以一明一暗的节律，来打破眼睛的适应。同样，对于美的对象，欣赏者如果完全陷入适应，两者的审美关系就趋于疲顿。惊喜感失去了，发现的乐趣失去了，主体对于对象的趋求意向失去了，美的价值，美的魅力，自然也随之而锐减。 适应是一种惯性，一种惰力。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适应只是对审美关系的和谐性所作的停滞式的设想。正如世间的平衡都是相对的一样，适应也至多是对某些瞬间的粗浅描述。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适应的打破，改变和谐而又停滞的粘着状态，把动态过程往前推进。 任何推进都意味着不平衡，并以不平衡为动力。就像人走路，只要开步，左脚和右脚就会突破平列状态而产生离异；此后，一步一步，不是左脚追赶右脚，就是右脚追赶左脚，只要还在行进，从来也没有两脚完全平列的时候。如果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步关系”，那么，同步关系也就是互相追赶的关系。这是一种由永远的不适应而构成的前驱态势。迷恋平衡，迷恋适应，只能停步。 中国古语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正是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感知的适应性。注意、情感、理解、想象等心理活动，也都会出现适应。当人们对于所遭遇的人事完全适应，失去任何陌生感和异己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厌倦的开始。 经历了荒芜的年月之后，很容易对荒芜之前的繁茂产生过分的、带有很大幻想成分的渲染、夸张和敬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沉耽于此，毕竟不是前进。如果以此来嘲笑和蔑视那些想“找出一种新型艺术的人”，那就更不对了。 我们能确切地从过去推知未来么？恐怕很难。我们在历史中发现的，是中国戏剧文化的一脉流程，时断时续，时宽时窄，时急时缓……它流到现代的大地上，已嫌单薄，更何况它还要流向更广阔的未来。 未来，将是时间和空间的两度展开：只有无限的广阔，才能转化为无限的前途。 封建大一统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刻板公式和僵硬框范对于艺术活动的控制能力正在急速消退。但是，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流程，是出现在封建大一统的土壤上的，因此它对眼前如此广阔的天地，还缺少思想准备，还缺少对应能力。它需要对自己作出新的调整，调整的幅度，决不会小于它曾经经历过的最大调整。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的行为伦理。 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连篇累牍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混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 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矻矻。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而保存了生命。 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成了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 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对这个目的所能达到的程度，又不能期望过高。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这一点，历代岳麓书院的主持者们都是很清楚的。他们所制定的学规、学则、堂训、规条等等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提出要求，最终着眼于如何做一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事实上，他们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设为归结，尤其是后来成为岳麓书院学术支柱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哲学——文化人格学。因此，山明水秀、书声琅琅的书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炼所。 人间总有智能上的干枯季节，而这里却水源充沛。 大地总有文化上的荒蛮领域，而这里却土坡常绿。 文明不可满足于自娱自享，而应该招呼高坡，提醒四方。 中国文化的很大一个部分，本是与山水原野不可分离。书斋风光，本是末尾。 宁静的院落，气吞山河。 不大的门庭，俯瞰古今。 教育再斯文，也是一个堂皇的存在。 教育再热闹，也是一个清雅的存在。 美食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返璞归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无法轻视家常菜，这种现象常常产生一种文化误会，以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广意义，甚至越具有国际意义，以此来否定文明的等级、创新的价值和交融的意义，这真是一种幼稚的迷幻。如果越是土俗就越有国际性，那么山坳里老农都可以到联合国去工作了。一个人在遍尝世间美味之后所重新钟爱的家常菜，其实已经经过严格的重新选择和调理，就像梅兰芳游历欧美之后重新选演的京剧，看似原汤原汁却与以前有了重大的区别。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12 身为现代人，可以沉溺尘污，可以闯荡商市，可以徘徊官场；高雅一点，也可以徜徉书林、游览美景；而我最心仪的，则是跋涉废墟。 跋涉废墟不是一批特殊人物的专职，而应该成为一切不同职业的文明人的必要修炼。 只有跋涉废墟才能明白，我们的前辈有过惊人的成就，又有过惊人的沦落。我们的生命又从废墟中走出，因此，既不会自卑，也不会自傲。我们已经熟悉了夕阳下的残柱、荒草间的断碑，因此，不能不对于箱?间的历史文本投去疑惑的目光。 废墟把我们引向一部说不清、道不明的恢宏历史。从此，我们就会对着远来的长风眯起双眼，说不定，眼角中还会沁出泪水。 我读过很多历史书。但是，我心中的历史没有纸页，没有年代，也没有故事，只有对秋日傍晚废墟的记忆。 我心中的历史话语，先是原始傩唱，后是贝多芬和瓦格纳，再是《阳关三叠》和喜多郎，最后，还是巴赫。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碾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再荒凉的废墟，也会留下点滴旧时气象。 有一个曲子叫“荒城明月”。一座城市的废墟让惨白的圆月一照，真不知如何安顿自己的情怀。 宫殿没有了，地基还在。而且居然有棱有角。这是大地给它的安全，由此也可引发中国古代主张隐潜的人生哲学。但是，它毫无承载地躲在地下，存在又是为何？ 一个阳光下的蜘蛛网可以把千年前的猛兽捆绑得不能动弹。遗物的本义正是在这种捆绑中挣扎。 废墟也有骄傲的形态。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当年的气势，加上千余年的资格。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兢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我并不是反对一切古迹复原，譬如某些名人故居，以及名声很大而文物价值却不高的亭台楼阁，复原修建是可以的，而对那些打上了强烈的历史沧桑感的遗迹，万不可铲平了遗址重新建造，甚至连“整旧如新”也不可以。人们要叩拜的是历尽艰辛、满脸皱纹的老祖母，“整旧如新”等于为老祖母植皮化妆，而铲平了重建则等于找了个略似祖母年轻时代的农村女孩，当作老祖母在供奉。 世间有些废墟很壮观，但我对它们以前的功业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亲切，但主人与王朝的兴亡关系不大。惟有在罗马，是废墟而直通历史主脉，是帝王而早就为大家熟知，于是一阶一柱都会激发出深远而浩大的叹息。 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 我们对于废墟和古迹的寻访，虽然荒路千里，却还局限于太狭隘的思维空间。 很多年前我写作《废墟》的时候，刻意避开了一些更惊人的废墟。因为按照我当时的思维能力，还不知该怎么处理。 这些更惊人的废墟，一次次挑战着我们一直在津津乐道的历史观念，甚至足以使我们对自己族群的进化史产生颠覆。 例如，考古学家在非洲加蓬的一个铀矿废墟中，发现了一个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而且证明它运转的时间延续50万年之久。既然有了这个发现，那么，美国考古学家在砂岩和化石上发现2亿多年前人类的脚印就不奇怪了，对于巴格达古墓中发现的2千年前的化学电池，更不再惊讶…… 这样的废墟，不能不使我们对人世间一系列基本常识产生怀疑，结果，也就对自身产生怀疑。 人类是承受不住这种过于宏观的怀疑目光的，因此，只能回到常识，谈论我们已知的极其短暂的历史。谈论之余，再偷偷地稍加怀疑。 在《借我一生》中，我把废墟分成两种，一为伟大的废墟，一为肮脏的废墟。 我说，我刚刚投入生活就被卷进了一个肮脏的废墟，等到终于从中脱身而出，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去寻找中华文明的伟大废墟。找到了它们之后，为了真正读懂它们，我又远走异邦去寻访人类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废墟…… 就在这种万里寻求中，没想到，那个我已脱身二十余年的肮脏的废墟又追上了我。我对这个肮脏的废墟作了这样的概括：似乎一切依旧，所不同的是，当年的打手变成了教授，当年的婴儿变成了打手。 但是，这个肮脏的废墟已经不可能笼罩我。在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废墟之间，它只是一丝阴影罢了。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惟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有的人甚至借着历史来掩饰自己、攻讦对手，因此更应警惕。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才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如果说历史像个舞台，那么走上台去的各色人等最终会划分出主角和配角，而主角永远是极少数。 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历史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慑、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治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利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争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以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历史的悖论，常常能构成最高层次的悲剧。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走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姊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 历史常常以大量的个人传奇贯穿，司马迁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可惜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明白，把个人传奇挤走了，挤得枯燥而霸道。 我想起了一个人。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惟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才有可能。 在某些时刻、某些角落，历史变成了寓言。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首相府的地下室就是监狱，这幢房子把两种最高智商的人集中在一起了。 不仅智商最高，而且同样拥有最高的爱国情怀。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被发现了……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而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损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13 我们已经看到，大地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决定力量，那么，就让我们先来阅读大地。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 在中华文化比较像样的时代，总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从政；而在中华文化比较沉寂的时代，文化人中一批成为政客或文痞，一批则躲进书房，独善其身。 我知道，离开书房，风险很大，但总应该有不怕风险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学者难于想象的行动，来开拓新时代应该有的文化风尚。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例外，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在中国古代的流浪者中，我最认同的是李白。 其他那些伟大的流浪者都有明确的目的——主动的目的和被动的目的，只有李白没有。 没有明确的目的，流浪才算纯粹。 纯粹的流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他由此来理解生命的本质。 但是，他曾经假设过一个起点，那就是“故乡”。 那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成了历来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标志。其实，大家都有点误会他了。他的精神寄托，不在故乡。故乡对他而言，就像月亮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去，可唱而不可说。 这便是纯粹的流浪者心中的“故乡”。 他没有什么公务，天天无须上班，为什么不回一次他夜夜思念的故乡呢？ 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故意要把自己置身在终身的“异乡体验”中。我同意这种说法。 终身的异乡体验，也就是永不回头的流浪者体验。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扬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注视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躯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文明，不是研究它的河床，而是研究它的流域，因此必然要穿越现代文明尚未抵达的荆天棘地。 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想任何一个早年离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时都会有一种两重性：他心中的家乡既具体又不具体。具体可具体到一个河湾，几棵小树，半壁苍苔；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转换成回乡的行动，然而真的回乡又总是失望，天天萦绕我心头的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吗？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诗后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图，诗意顿消。因此，真正的游子是不大愿意回乡的，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会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没完没了地思念，结果终于傻傻地问自己家乡究竟在哪里。 置身异乡的体验非常独特。乍一看，置身异乡所接触的全是陌生的东西，原先的自我一定会越来越脆弱，甚至会被异乡同化掉。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异己的一切会从反面、侧面诱发出有关自己的思考，异乡的山水更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生命的起点，因此越是置身异乡越会勾起浓浓的乡愁。乡愁越浓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愿意把自己和故乡连在一起——简直成了一种可怖的循环，结果，一生都避着故乡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冻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的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不会不来又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人们都不敢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怆的含义，那就是：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告别中仍然会隐隐地裹卷着这种苍凉的意绪。 流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一出生便是自己，由此开始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随着时代的发展，旅行的意义已超越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论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来越显现。初一看，那个拒绝出行，拒绝陌生，拒绝脱离狭小坐标的群落，必然越来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于是，反倒是那些沉默地踏遍千山的脚步，孤独地看尽万象的眼睛，保留着对人类生态的整体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够的视野、体察和同情。他们成了冷漠社会中一股窜动的暖流，一种宏观的公平。这就使现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担负大道的宗教情怀。旅行，成了克服现代社会自闭症的一条命脉。 雷蒙德·威廉斯说过—— 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和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但是，这里所说的漂泊经验对于普通社会的对抗，并不一定是社会改革的呼吁，更多的还是一种主体感受。感受的拓展和审美的产生，就已经形成对抗，而当这种感受通过文学方式、艺术方式或科学方式表达出来，对抗也就成了一个凯旋式的传播。 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贴近，让个体在辽阔的天地中更愉悦地舒展，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遭遇人生坎坷前先把世界探询一遍，让更多的老年人能以无疆无界的巡游来与世界作一次壮阔的挥别，让不同的文化群落在脚步间交融，让历史的怨恨在互访间和解，让我们的路口天天出现陌生的笑脸，让我们的眼睛获得实证地理课和历史课的机会，让深山美景不再独自迟暮，让书斋玄思能与荒草断碑对应起来…… 14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阴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袤。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仪式从沙漠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帐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顺着脚印走罢，但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不看也在。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干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返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僵寂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些“依哦”声，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神女在连峰间侧身而立，给惊吓住了的人类带来了一点宽慰。好像上天在铺排这个仪式时突然想到要补上一个代表，让蠕动于山川间的渺小生灵占据一角观礼。被选上的当然是女性，正当妙龄，风姿绰约，人类的真正杰作只能是她们。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我站在白莲洞里，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惟一光明的动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都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 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其实就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被丢弃了的它可怜，丢弃了它的清代更可怜，连一把罗圈椅也坐不到了，凄凄惶惶，丧魂落魄。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入侵者和防守者早已融成一家，再也没有攻守之间的命题，那么连石狮也露出了老人的笑容，老得牙口全无，回归儿童般的单纯。 到了故宫才明白，为什么在现代都市中仿建一座这样的金瓦大屋顶总是不伦不类。金瓦大屋顶只有在彼此的交相呼应中才见韵律，才显气势。如果让它孤零零地端坐在外，即使排场再大，也像请出一位峨冠博带的大臣在闹市示众，甚是滑稽。千年的宗法体制造成了中国人的聚居传统，因此中国传统建筑比其他任何建筑都讲究群体辉映。 粗硕挺拔的庭柱永远具有最直接的象征性。是支撑，是排列，是卫护，是喜庆。当晃眼的红色使每一天都成了节日，皇帝的企盼其实与世间孩童一般。 当建筑的头头尾尾都要成为象征，中国建筑学家只能无奈地轻叹一声，在诸多细节中失去了整体艺术构思。 故宫的气象，多半是清代的文章。 瓦间荒草，使人凄凉，但在沈阳故宫中毫无凄凉印象。这是胜利者的起点，却不是胜利者张扬高潮之所在，因此当他们败亡时也不必由此地来承受沧桑。一切最凄凉的祭奠都在于昨天的辉煌，这里从来没有辉煌，因此既不凄凉，也不必祭奠。一群英雄从这里出发走了，没有回来，如此而已。此时的表情，就像瓦当上的脸谱，深深的额皱，翘翘的胡须，左边的有点悲，右边的有点喜，轻轻的悲喜在荒草阳光下，不被人知晓。 寂寞最怕铃响。世上一切都会坍圮，惟有钟声不老。不管是迎驾庆典，还是避祸苦熬，不管是车马喧腾，还是空无一人，只须一缕毫不势利的小风，它便以同样的声音摇晃。这是一个奇迹，最容易消逝的东西居然最坚定，最抓不住实质的东西居然最恒久。嘿，好一枚旧宫残钟。 由松陵镇向西南，在泥泞小路上走七八里，便看见了太湖。初冬的太湖，是一首读不完的诗。寒水，远山，暮云，全都溶成瓦蓝色。白花花的芦荻，层层散去，与无数出没其间的鸟翅一起摇曳。一阵阵凉风卷来，把埋藏心底的所有太湖诗，一起卷出。那年月，人人都忘了山水；一站到湖边，人人都在为遗忘忏悔。满脸惶恐，满眼水色，满身洁净。我终于来了，不管来干什么，终于来到了太湖身边。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生命重又萌动起来，这生命来自遥远的历史，来自深厚的故土，唤醒它，只需要一个闪电般掠过的轻微信息。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头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一处不妥帖的，于是妥帖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曾从崖石边飞出，筹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士子们更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后院，我有时不禁感叹，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京城史官的眼光，更是很少在苏州停驻。直到近代，吴依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 理由是简明的：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于是，苏州，背负着种种罪名，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作甚？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江南小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搞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么，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向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 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 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对许多中国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装，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跨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 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多次来过。 各种杂树乱枝在它身边让开了，它大模大样地站在一片空地间，让人们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态。枝干虬曲苍劲，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光看这枝干，好像早就枯死，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怆的历史造型。实在难于想象，就在这样的枝干顶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轻得没有质地，只剩片片色影，娇怯而透明。整个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叶落枝黄地闹了一个秋天，天寒地冻地闹了一个冬天，全是在为这枝蜡梅铺垫。梅瓣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这种颤动能把整个铅蓝色的天空摇撼。 15 荒凉到什么程度？好像被猛烈的海啸冲过，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海水，只剩下石天石地。或者，根本不是什么海啸，它原来就是海底，而海水不知突然到哪里去了。我觉得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这样的话来概括：海已枯而石未烂；洪水方退，赤日已临。 黄昏开始来到。 沙地渐渐蒙上了黯青色，而沙山上的阳光却变得越来越明亮，黄澄澄的色彩真正辉耀出了“灿烂”这个词的本义。没过多久，色彩又变，一部分山头变成炉火色，一部分山头变成胭脂色，色块在往顶部缩小，耀眼的成分已经消失，只剩下晚妆般的艳丽。 暮色渐重，远处的层峦叠嶂全都朦胧在一种青紫色的烟霞中。此时天地间已经没有任何杂色，只有同一种色调在变换着光影浓淡，这种一致性使暮色都变得宏伟无比。 不久，我们进入了沙漠谷地，两边危岩高耸，峭拔狰狞，猛一看，就像是走进了烤焦了的黄山和庐山。天火收取了绿草青松、瀑布流云，只剩下赤露的筋骨在这儿堆积。 像要安慰什么，西天还留下一抹柔艳的淡彩，在山岩背脊上抚摸，而沙漠的明月，已朗朗在天。 首先抢眼的是沙原明月。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黎明时分还有这么明澈的月亮，这儿奇怪了，晨曦和明月同时光鲜，一边红得来劲，一边白得够份，互不遮盖，互不剥蚀，直把整个天宇闹得光色无限。这种日月同辉的无比美景悄悄地出现在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刻，实在太可惜了。 月光下的沙漠有一种奇异的震撼力，背光处黑如静海，面光处一派灰银，却有一种蚀骨的冷。这种冷与温度无关，而是就光色和状态而言的，因此更让人不寒而栗。这就像，一方坚冰尚能感知，而一副不理会天下万物的冷眼冷脸，叫人怎么面对？ 晨曦开始张扬，由红艳变成金辉，在云岚间把姿态做尽了。我们平时在城市看日出总是狭窄匆迫，哪会有这样的宽天阔地慢慢地让它调色铺彩？等了很久，旭日的边沿似乎要出来了，却涌过来一群沙丘，像是老戏中主角出场时以袖遮脸，而当沙丘终于移尽，眼前已是一轮完整的旭日。此时再转身看月亮，则已化作一轮比晨梦还淡的雾痕，一不小心就找不到了。 埃及卢克索太阳神殿的雄伟石柱，本身就是人类的象征。人类也来自于泥土，不知什么时候破土而出、拔地而起、直逼苍穹，只是有太多的疑难、太多的敬畏需要向上天呈送，于是立了一柱又一柱，每柱都承载着巨量的信息站立在朝阳夕晖之中。与它们相比，希腊、罗马的著名廊柱都嫌小了，更不待说中国的殿柱、庙柱。 巴比伦古城除了这段路面，再加上前面的一条刻有动物图像的通道，一座破损的雄狮雕塑以及几处屋基塔基，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亚述人占领时是放幼发拉底河的水把整个城市淹没的，以后一次次的战争都以对巴比伦的彻底破坏作为一个句号。结果，真正留下的只有一条路，搬不走、烧不毁、淹不倒，失败者由此逃奔，胜利者由此进入。这老年的沥青，巴比伦古城仪仗大道上的惟一存留，不知是后悔还是庆幸几千年前从地底涌出？ 在纳夫里亚海滨，我又一次体味了希腊的单纯明晰。这些城堡曾经给祖先带来那么多痛苦，现在既然功能废弃，狰狞不再，那就让它成为景观，不拆不修，不捧不贬，不惊不乍，也不借着它们说多少历史、道多少沧桑，事情已经过去，大家只在海边钓鱼、闲坐、看海。干净的痛苦一定会沉淀，沉淀成悠闲。悠闲是痛苦的终结，痛苦是悠闲的代价。 希腊应该庆幸有一个克里特岛，它以一个巨大的未知背景让希腊文明永久地具有探索色彩。未知和无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希罗多德对于历史事件的态度是：“我有记录的责任，却没有相信的义务。”这便是一种希腊式的高贵。如果全然相信前人的记录，而且还要强迫他人相信，那就把霸道和愚昧连在一起了，成为最庸俗的文化灾难。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二十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惟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体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总体上比罗马女人更有风范，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 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 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 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一路行来，最健全的城市还是巴黎。 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你可以一次次赞叹，一次次皱眉，最后还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诗句：“万恶之都，我爱你！” 正像我们抡起一拳擂到朋友肩上：“这个坏蛋，真想你！” 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难得它，巴黎，气血饱满，骨肉匀停。 它悠闲，但它努力，因此悠闲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闲散而长期无所作为，连外来游人也跟着它们困倦起来；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亚洲的城市则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静晤中才能展现的韵味。巴黎正好，又闲又忙，不闲不忙。在这样的城市里多住一阵，连生命也会变得自在起来。 悠久而又神圣的杰里科，历来被称为“神的花园”，我也曾在一些想当然的现代书籍中读到过对它出神入化的描绘。今天我站在它面前，说不出一句话，此处现在很少有其他美丽，只有几丛从“神的花园”里遗落到今天的花，在飞扬的尘土间鲜艳，鲜艳了一万年。 一切物象都在比赛着淡，明月淡，水中的月影更淡，嵌在中间的山脉本应浓一点，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痕淡紫，而从西边反射过来的霞光只在淡紫的外缘加了几分暖意。这样一来，水天之间一派寥廓，不再有物象，更不再有细节，只剩下极收敛的和谐光色。我想，如果把东山魁夷最朦胧的山水画在它未干之时再用清水漂洗一次，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色。 这种景色，真可谓天下异象，放在通向耶路撒冷的路边，再合适不过。耶路撒冷，古往今来无数寻找它的脚步走到这里都已激动得微微发颤，当然应该有这番纯净的淡彩来轻轻安抚，边安抚边告示：一个朝圣的仪式在此开始。 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哪里还有什么红白相间，哪里还有什么漂亮华丽，它只是它，世界第一流的建筑，只以童话般的晶莹单纯完成全部征服。我从门缝里见到泰姬陵时只有一个想法，它太像人，世间最杰出的人是无法描述的，但一眼就能发现与众不同。有点孤独，有点不合群，自成一种气氛，又掩不住外溢的光辉，任何人都无法模仿。 我坚持否认波斯文明的雄魂在德黑兰或在伊斯法罕的说法，尽管这些地方近几个世纪以来最繁荣也最重要。波斯文明的雄魂一定仍然在波塞波里斯、设拉子一带游荡，两千多年来没再挪移，游荡在崇山荒漠间，游荡在断壁残照里。它没有理由挪移，也没有挪移的迹象。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而是变化多端，丰富之极。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怕单调，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则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一再地被大富大贵、大祸大灾所伸拓，它的诗意也就变成了一种空灵形态。 当地的文化官员指给我看一方石碑，上面用古波斯文写着：我，居鲁士大帝，王中之王，受命解救一切被奴役的人……我想他至少已经部分地做到了。我佩服他征服巴比伦后释放当年被尼布甲尼撒掳掠来的四万多名犹太人，发还本来属于他们的全部金银祭器，并鼓励他们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佩服他把当年被巴比伦强征豪夺来的各城邦神像归还给各城邦，而对巴比伦本身的信仰又极其尊重，甚至对于被他战胜的巴比伦末代君主也予以宽容和优待。他喜欢远征，但当时很多邦国对他的臣服，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气度。于是，我请求车队的每一盏车灯都朝这里照射，好让我们多拍几个镜头。今天，我们中国人为他打灯。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但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两边的沙地上突然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但飞动的速度不快，倒像蒸笼边的蒸气，与耳边呼呼的风声相比显得很悠闲，使我联想到在奔腾而下的瀑布前也常常有一种似乎没有快速泻落的水光，高高低低地移动着，让人误以为瀑布竟如此悠闲。处在这种风景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处的天与脚下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的窄线。连接两条窄线的峭壁，有的作刀切状，有的作淋挂状，但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弯，心中却一点也不慌，因为由蓝天跟着，有玫瑰红伴着，前面一定吉祥。 果然是红海。沙漠与海水直接碰撞，中间没有任何泥滩，于是这里出现了真正的纯净，以水洗沙，以沙滤水，多少万年下来，不再留下一丝污痕，只剩下净黄和净蓝。海水的蓝色就像颜料倾尽，仿佛世界上红、黄、蓝三原色之一专选此地称王，天下的一切蓝色都由这里输出。但它居然拧着劲儿叫红海，又让如此透彻的黄沙在衬边，分明下狠心要把三原色全数霸占。 像地图一样，海面蓝色的深浅正反映了海底的深浅。浅海处，一眼可见密密层层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比珊瑚更艳丽的鱼群游弋其间。海底也有峡谷，珊瑚礁和白沙原猛地滑落于悬崖之下，当然也滑出了我们的视线。那儿有多深？不知道，只见深渊上方飘动着灰色沙雾，就像险峰顶端的云雾。再往前又出现了高坡，海底生物的杂陈比人间最奢华的百花园还要密集和光鲜，阳光透过水波摇曳着它们，真说得上姿色万千。这一切居然与沙漠咫尺之间，实在让人难于想象。 最恣肆的汪洋直逼着百世干涸，最繁密的热闹紧邻着千里单调，最放纵的游弋熨帖着万古冷漠，竟然早已全部安排妥当，不需要人类指点，甚至根本没有留出人的地位。 今天早晨我们四时出发，在约旦境内看到太阳从沙海里升起，现在又看着它渐渐辉耀于头顶，再在我们的百无聊赖中移向西边，终于在满天凄艳的血红中沉落于沙漠。就在这一刻，我怦然心动，觉得这凄艳的血红一定是这片土地最稳固的遗留。 一次次辉煌和一次次败落，都有这个背景，都有像我一般的荒漠伫立者。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晚霞中的万千金顶，还是夕阳下的尸横遍野？ 我今天没有看到这一些，只看到在肮脏和琐碎中不把时间当时间，不把尊严当尊严。想想也是，这片最古老的土地，说起四五百年就像在说一瞬间，而对胜败尊卑，早已疲钝得不值一谈。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16 美国一位早期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这辈人骑在马背上征战，为的是我们儿子一代能从事科学和哲学，为的是我们孙子一代能从事音乐和舞蹈。 他的传代概念当然是一种比拟，传达出他内心的人性目标。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很多地方还是一片废墟的时候，还没有很好修复的音乐厅开始演出了，大量衣衫不整、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让音乐把自己从灾难中提升。从这些废墟音乐会中，人们已可看到欧洲的今天和人类的前景。 显而易见，把艺术仅仅看成是社会上少部分人谋生的职业是不对的，看成是让千百万观众偶尔轻松愉悦一下的机遇也是不对的。艺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素质，是人与人在误会与烦躁中进行美好沟通的一种可能，是人类为使自身免于陷入浅薄功利而发出的一次次永久性的响亮提醒。在远古，艺术使祖先在骇人的苦难中进入游戏，在游戏中溶入群体、溶入造型、溶入宗教；在现代，艺术使我们从熙攘纷扰中超拔出来，领略宇宙、开掘生命、回归本真。艺术是贯通人类始终的缆索，是维系人类不在黑暗和邪恶中迷失的缰绳。 人类也一再地经历过漠视甚至糟践艺术的时代，好不容易到了今天。今天，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艺术与人人有关，艺术素质的高低，是判别一个人人格水平的要素之一。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 于是，呼唤更多的人进入艺术领域，在艺术中获得陶冶，是一切文化人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时间的筛选总会使原本重要的人和事渐渐变得不重要，相反，又会使原本不重要的反而显得重要起来。一层层筛选，一次次过滤，最终凸现于历史的那批人中，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家。想当初，满朝权贵豪强哪里看得起这些乐师、画匠、诗人、文士呢？但在千百年后人们的心目中，那个时代往往以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权贵豪强们只是艺术家大名下的“同时代人”罢了。 为什么时间会省略掉那么多粗重的历史笔墨，特别垂青于艺术呢？我想这里透露了人类的一些终极性追求。 从本性而言，艺术不应该被肢解为畛域森严的技术性职业。艺术是人类殷切企盼健全的梦，它以不断战胜狭隘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点。艺术的灵魂，首先体现为一种充分释放、自由创造、积极赋型的人格素质。这种素质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底潜藏，因而每个正常人都有机会成为各种艺术深浅不同的接受者和共鸣者；照理大家也有可能成为兴致广泛的创造者的，但终于遇到了约束和分割，艺术创造的职能只集中到了一批称之为艺术家的特殊人物身上，而且他们也被要求以终身的专一来琢磨一个行当。为此，历来总有一些艺术大师为自己置身的门类性局限而深深苦恼。 艺术的创造当然会受到不同人种、地域、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就其终极性的意义而言，却是人类的共同事业。 堪称创造者的艺术家，总是欣喜而急切地把自己刚刚获得的某种心理适应，公诸于世，吸引广大接受者也来获得这种心理适应。他要在自己的读者群中创建一种适应，他在创建自身之后创建着他人。 我们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中外艺术大师的名单，是他们，使人类适应了可以构成层累的各种美的气度、美的神貌、美的心绪、美的情境。他们以他们的作品创造了一部使人类渐渐适应由低到高的文明的历史，即使是我们，身心之上也深深地留着他们塑捏我们的指印。我们短暂的一生，很可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缩影：从幼到长，一步步适应了各种层次的艺术作品，艺术的宝库在我们眼前横亘成一个有机系列，随着我们的年岁增长，不断帮助我们创造适应，又突破适应。终于，我们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人。这也是人类的总体情景。 艺术，固然不能与世隔绝，但它的立身之本却是超功利的。大量的社会历史内容一旦进入艺术，便受到美的提纯和蒸馏，凝聚成审美的语言来呼唤人的精神世界。 艺术是自由的象征，是理想人生的先期直观，是人的精神优势的感性吐露，是世俗情感的审美净化。艺术对人生的塑造，都以此为目标。 思想限制、科举引诱、刀兵威胁，这三项，几乎剥夺了当时所有艺术家的自由，因而实际上也就是扼杀了一切真正的艺术家。明代初年文化界的岑寂，也本源于此。 自由，民族精神的自由，是一代文化的灵魂和动力。不要苍白的严整，宁肯要离乱中的自由精神；不要狭窄的云梯，宁肯要草莽中的自由奔突；不要堂皇的典籍，宁肯要粗声豪气的自由言语。自由，自由！平稳的朱明王朝剥夺了这种自由，因而也就消除了文艺所必需的吸附力和精神活力。这一切，即便在战乱中也没有被剥夺得那么多。伟大的民族精神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自身，它就会被帝王意志、正统意念所取代，它不得不沉睡了。 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生命力强健的现代艺术家去震撼人们，致使人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他们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热爱他们，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倒赶过来做他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哪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悬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 虽然从道理上说美丑的对峙壁垒森严，它们在接壤处的分界却颤若游丝、晃动不定。大美大丑起之于小美小丑，而对小美小丑的分辨却十分困难，需要有慧眼来引领，有程序来规范。 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审美境界，有可能高于铁血征战。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美永不凝固。即使是处于凝固状态的雕塑，也会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缓缓地变易着它们的美学内涵，与不同时代的观赏者互通声息。许多希腊雕塑在近代世界上所焕发的美学内涵，与它们刚刚脱胎成型之时已有很大的不同。在变易的长河中，有些美学形态逐渐被淘汰，有些美学形态被赋予新的价值。此间标准，就是人们变化着的审美心理需要。 艺术创造或许是人类精神活动中随意性和自由度最大的一种行为。作家写出这一句，画家画出那一笔，都没有什么必然性。只有当写出来、画出来之后，才成为事实。在整个艺术领域里，哪个艺术家与哪种题材、哪种情感发生了偶然的冲撞，既不可预知，也无法追索。哪个艺术家什么时候产生了什么灵感，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千古秘事。 根本无法预料，明年，下个月，甚至明天，中国艺术界是否会冒出一个万人瞩目的天才。 创作也有艰苦性，但这是一种在文思阻塞时长久期待的艰辛，是平时陶冶性情、积贮感受、磨砺才华时必须付出的艰辛，而不是“写不出硬写”式的拼搏。在创作的实际过程中，永远需要松快灵便、进退自如、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心态。不要执持太甚，不要胶着太久，不要钻之过深，不要爬剔过细。总而言之，要从容不迫地把握住自己心灵的音量，调停有度地发挥好自己的创造力。 要如此，就必须减轻心灵的外部负载；能做到如此，就自然会产生真切、天籁、浑然、澄澈的佳作。 一代艺术不能没有最高代表，但最高代表往往是孤独的，违逆常规的。 对艺术创造者来说，应该理直气壮地正视和尊重自己的艺术直觉，这实际上也是对欣赏者的艺术直觉的尊重。当更多的艺术家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艺术领域才会出现空前的真诚和空前的丰富，以刷新我们民族的视听。让我们的艺术脱去整齐划一而又黯淡生硬的灰色服装和蓝色服装，真正具备直觉意义和感性意义。 我们喜欢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人各具特色，因此人人都能直觉别人、又被别人直觉。 对一个陌生人的直觉更是如此了。即便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美丑，也会在他的气度、势态、神色、谈吐中直捷呈现出来。艺术主要靠这一途径来把握人，而不是靠那种核出身、查经历、定学历、测地域等一系列外在分析方法。诚然，也有人会伪善地遮盖自己的真相，但伪善本身也可以体现为直觉。艺术，不是要直觉他的真相，而是要直觉他的伪善。离开了伪善而独立着的真相，必定是一种非生命的存在。 只有片面才有个性，只有片面才有多元。林林总总、参差不齐的片面，终究会在大体上构成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态平衡”。处处整齐划一的天地中没有“生态平衡”，因为那里固然不愁不平衡，却没有“生态”。 以各守片面的互补关系来代替各自完满的互斥关系。多元组合因互补而成，大一统因互斥所致。这是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各个充分呈示自己个性的艺术家因为深知自己的片面和狭隘，因此在总体上会产生一种向心力和互补意向，相反，看似息息相关，不分彼此的大一统，因人人须争惟一的典范，容易滋生离心力和互斥意向。 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存在着大量技巧娴熟、章法考究、语言精美而仍然不掩其平庸的作品。 “构思过度”对艺术创作是一种危害，营养过度对健康是一种摧残，而江河湖泊水质中的营养过度，实际上是一种污染。智能也是一样，过分地运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就会导向灾难。 大学里的艺术理论课，在我看来也许是艺术理论最正规、最堂皇的展示处所，因为这种展示有课时、校规、考试、成绩的保障，远不是一本自由出版的艺术理论专著所能比拟；这种展示不管优劣，因为具备课堂教学的强制性而具有特别强大的效果，多数听课的学生可能毕其一生不再系统地接受另一种艺术理论的讲授，于是也就有“一次造型”的性质。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效果强大的正规展示，长期以来处于一种极为简陋、武断、枯竭的状态，不仅无助于学生今后对艺术的创作和欣赏，而且还会严重地误人子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很可能会损害和降低社会艺术素质的所谓文化人。他们不知道人类与艺术的深刻对应关系，不明白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如何与艺术存在的终极意义沟通，更不清楚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哪些真正的艺术奇迹，以及这些奇迹出现的原因，他们甚至不会以正常的心态欣赏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文学，还没有进入欣赏状态就生愕愕地在脑海中竖起了一排教条的篱笆：艺术畏惧他们，他们也畏惧艺术，艺术本会让人们变得更可爱，却使他们失去了可爱。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大学里的艺术理论课给了他们对艺术的最初误会。 艺术史上任何一种范型都不可能永恒不衰，“范型”这一命题的提出就是以承认诸种范型间的代代更替、新陈代谢为前提的。昆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是不必惋叹的历史必然，人们也不必凭着某种使命感和激动去做振兴的美梦。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无法阻止它的衰落，而它的衰落也无法否定它的辉煌。一切辉煌都会有神秘的遗传，而遗传的长度和广度却会倒过来洗刷掉辉煌时代所不可避免地迸发出来的偶然性因素，验证造成辉煌的质朴本原，中国人审美定势的本原。 一种艺术范型的真正价值，主要不是看它在今天有多少表面留存，而应该看它对后代的艺术产生了多少素质性渗透。 艺术的道路只出现在艺术走过之后。艺术发展的应有模样，永远是披荆斩棘的拓荒。拓荒斧钺的闪闪锋刃，才是未来艺术世界的曙光。 我们今天能为艺术的未来所作的最好准备，是多元催发。只有在一个多元组合的天地里，生存竞争才会达到一个高水平；只有众多的艺术现象，才会拥戴出真正的艺术精品；只有水涨，才能船高；只有宏大的基数，才能堆垒起高耸的巨筑。万中选一，远胜十中选一。 多元催发的最大阻力，是大一统的艺术思想。 这实在是当代艺术观念的一个根本转变。这是艺术家踏入当代、迈向未来的入门进阶。艺术的当代意识，始于对大一统思想的扬弃，始于多元催发意愿的萌生。 剧场感知是观众的心理处于舒展状态时的感知。观众来看戏，一般总是心情轻松而愉快，畅开胸襟特地来承受刺激的。这样，他们就解除了生活中许多无形的架势和种种设防，整个心理感受器官处于一种柔和的状态。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写一个小公务员在看戏时因打喷嚏而惊扰了前排的一位将军，竟惶恐至死。但是，人们记得，那是他从舒展的观剧状态中拔身而出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与将军之间客观存在的森严界限的。在看戏时，“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与前排将军没有什么区别。而当他紧张地意识到剧场外的社会等级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心思看戏了。可见，真正看戏，审美感知机能大抵应处于一种放松状态，而一旦离开这种状态，也就很难真正地看戏。 人对真实的崇拜，出于对人生实在性的追求。没有真实，人生就失去了依托和参照。只有双脚踏在真实的大地上的人，才会建立起对自己、对同类、对生活的基本信念。腾空高翔，入海深潜，也以真实的大地作为行动参照点。因此，漠视真实，无异于漠视世界、漠视人生。对真实的皈附，是人的重要本性，是人的理性复苏的主要标志。于是，与人生密不可分的艺术，天然地把追求真实作为自己的千古命题。求真的内驱力，历来是人们审美意识和审美热情的重要动因。 观众对真实感的需求甚于对真实的需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在舞台上看到一个远比现实生活强劲的力学结构。生活素材当然也有各种力的组合，但往往处于抵牾、耗散状态，戏剧对它们进行选择和重新组合，就会使舞台上出现一种足以使观众陡然醒目、感奋、震动的力度。同样的思想意蕴、故事情节，并不是总能起到同样的心理效果的，只有当它们呈现为类似于物理学上“张力结构”的形态，使观众在感官上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强力冲击的时候，才能获得最佳心理效果。 观众既感到可信，又感到有力，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享受。即便是在朦胧的直感中，客观化的真实感也只有受到主体目的性的提炼，才能产生足够的美感。 戏剧的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观众的真实感。所谓“自然”、“本色”、“合情合理”，都是从观众的感受效果上提出的。 观众的真实感具有巨大的威力，既代替不了，也伪饰不了。有的剧作家在幕前声明：“以下演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企图以历史真实来代替观众的真实感，结果如所周知，在感受效果上并无补益。在历史上，这可能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但在剧场里，它就会变成“不真实的真实事件”。即使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来看戏，当他们以观众的身份坐下来的时候，审美感知立即会笼罩一切，丰富而确实的历史知识并不能代替他们的剧场真实感。这种真实感又具有一种穿透力，不管外层雕饰如何，都能唤起人们的感受。照李贽说来，一出不够自然、本色的戏，尽管有“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工巧，也能让观众很快就感到不真实。 悬念作用于观众注意力的多种功能： ——对于不知剧情的观众，剧作家所运用的保密和透露相交的办法能够激发他们猜测的兴趣，长时间地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对于粗知剧情的观众，长时间地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可能是对剧中人种种反应情状的设想和期待； ——对于熟知剧情的观众，他们的注意力常常与洞察剧中人所不知的一切的优越感同时产生，并借以延续； ——对于熟知剧情的观众，如果他们是戏剧家和戏剧评论家，剧中为迎合和操纵观众心理程序所设置的悬念技巧也能引起他们极大的注意，并具有较大的持续力…… 总之，悬念之设，对于保持观众的注意力，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发挥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反对的两种倾向，一是一览无余，二是彻底保密。世界各国的戏剧风格各呈千秋，但一切有见识的戏剧家都不约而同地不赞成这两个极端，因为它们都不能吸引和保持观众的注意，更不论其他了。 中国传统戏曲花映月掩，曲径通幽，历来反对直露简陋，但也明显地抵拒那种颇费猜详的戏剧方式。总的说来，中国观众更流连那种居高临下、比较超逸的欣赏态度，不喜欢在剧场中花费太多的心力。 悬念的设置，在原则上为观众注意力的持续创造了条件，但是，一出长达几幕的戏依凭着一个总悬念是否能保证观众的注意力自始至终不松懈呢？很难。因此，这中间又要做大量的注意力的加固工作。 注意力的加固，大致有两种主要办法，一是小悬念的连缀；二是节奏的调节。 戏剧从一开头提出问题到最终解决问题，构成一个大悬念，没有这个大悬念，观众在看戏过程中注意力的方向就会随意晃动，甚至还会因失去了最终目标而使注意力流散，就像没有既定流向的流水渗失在黄沙干土中一般；然而，如果光有这个大悬念而没有一系列中间环节，即光有流向目标而没有坚实的河道，水流仍然难于抵达。戏剧家们的实践证明，这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不应该是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复提醒，也不应该是离开了主要问题的任意发挥，而应该是自然地出现在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的路途中、呈现为一步步实质性进展的小悬念。观众心头埋伏着大悬念，但他们的注意力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个接连不断的小悬念，刚欲喘气，又生险情，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如此波涌浪迭、峰回路转，最后抬头一看，原来已到了大悬念彻底解决的时分。在特别复杂的某些戏中，小悬念又可由更小、更精细的悬念构成。 一出戏，如果全力引导观众去猜详，就会把观众审美时其他可以调动起来的心理机制遮盖掉、损耗掉。为猜而猜，深刻的审美享受就会被逻辑推理所剥夺，情感上的震动和浸染就会被突转、紧张所替代，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和感受就会被简单的等待和发现所驱逐。本来，悬念只是吸引观众注意力的一种手段，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也只是达到其他一系列审美目的的手段；如果把手段作为目的，以吸引观众注意力作为戏剧的归宿，那就背离了戏剧的正途。因此，戏剧家们对于极有魔力的悬念，既不可舍弃，又不可沉溺，尤其不宜在猜测、推理上耗费观众太多的精力。 历史上许多戏剧家都认识到一览无余对于戏剧的危害，所以他们都不谋而合地谈到了剧情弯曲荫掩的重要。他们懂得，剧情从来不是为弯曲而弯曲的，多一层弯曲，无非是让观众多一层猜详。只有一时不容易猜着，才会引起观众继续去猜的兴趣。所以，他们往往主张要使剧情“猜不着”。“猜不着”，就是悬念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如果完全猜不着，完全不给观众的猜测吐露一丁点儿的信息，观众是否还有继续猜的兴趣呢？生活经验和戏剧审美经验告诉人们，兴趣的产生，在于似乎依稀有路与路途并不明确这两者之间。恰如黑夜踽行，如果伸手不见五指，失去了探寻路途的任何希望和可能，那也就谈不上探寻的欲望和专注了，只有给予一线光亮，无论是浓黑天际的一道微曦，无论是黝黝丛山间的一星孤灯，无论是数里之外的一堆野烧，才会给夜行者带来生机和兴味。于是，越来越多的戏剧家认为，悬念的设置，不能使观众完全猜不着。 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如果没有艺术的规约和控制，内在力量只会表现为急促的喘息；一个剧作者如果光有激情，他只能把灵感撕得粉碎，疯狂地从一种比拟奔向另一种比拟；最能迷惑人、也最要不得的莫过于演员的激情泛滥了。 无论是编剧者还是演员，没有控制的激情对内容造成的直接损害是使观众分不清他们所表现的戏剧人物的性格。这就像把一个乐器的所有的弦线都拨到最高的音调必然会造成同一的声音而奏不出乐章一样，满台激烈呼喊必然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人，一个“最狂妄的英雄”。 在过分和懈怠这两个方面，莎士比亚更需要人们警惕的是过分。防止过分的问题在戏剧文学和表演两个方面都要注意。莎士比亚主张，在编剧方面应该采取“一种老老实实的写法”，即“戏里没有滥加提味的作料，字里行间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一本绝妙的戏剧”。在表演方面，“必须取得一种节制，免得流于过火”。莎士比亚非常不满意于那种老是把手在空中摇挥，走路大摇大摆，说话使劲叫喊的演员，一定要他们把动作放温文些，就是在洪水暴风一样的感情激发之时也要表演得有节制。有的演员可能是想以此来赚取廉价的剧场效果，莎士比亚认为，“虽然可以博外行的观众一笑，明眼之士却要因此而皱眉”，因此，不能过于看重“满场观众盲目的毁誉”。为什么呢？因为演剧的原意不在这儿，“任何过分的表现都是和演剧的原意相反的”。 在莎士比亚看来，想象可以创造一种艺术所需要的“真实”：“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这就是说，靠着想象，原先不确定的事物和原先没有的事物都可以确实化，变成一种如实的形象，变成一种特殊的“真实”。为什么在自然形态的真实之外还要艺术？就是要看这么一点特殊的“真实”，因而艺术也就少不了想象。 观众欣赏戏剧时的想象是由戏剧家创作时的想象引起的，而创作中的想象最后又应以欣赏者的想象为归依。再灵敏的观众，也很难面对着一部没有想象的作品而情飞神驰；再飘逸的作品，也很难在观众不愿进行想象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在戏剧审美中，想象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充实舞台形象。戏剧比之于组成单一的艺术门类，给观众的印象固然已比较完整，但比之于它所表现的生活，比之于戏剧家所要给予观众的感受，它不能不是片断的、缺损的。这就需要借重观众的想象了。让·保罗说：“想象力能使一切片断的事物变为完全的整体，使缺陷世界变为完满世界；它能使一切事物都完整化，甚至也使无限的、无所不包的宇宙变得完整。”歌德把让·保罗的这个想法与戏剧审美直接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剧场感知主要作用于观众的外在感官，眼睛所看到的戏剧场面是有限的，只有让外在感知接通观众的内在感官，观众的印象才会强烈和深刻，而内在感官主要就是想象力。想象力的作用，是在观众脑海里造成整片的印象。奇妙的是，整片印象一旦形成，反过来会使外在感官产生错觉（幻觉）。面对片断恰如面对全体，面对缺损恰如面对完满。 观众渴求理解，因而喜爱戏剧家为他们的理解所留出的空缺。实际上，在填补这些空缺的过程中，理解和想象是交相辉映、并驾齐驱的。只有理解了片断和缺损的视觉形象的内涵，才能正确地、合乎情理地在这种视觉形象的基础上发挥想象，造成内心中的整片印象；同时，也只有对片断和缺损的视觉形象发挥想象，才能理解其间包含的完整意义。理解为想象指路，想象为理解鼓翼，一起向歌德所说的整片印象翱翔。倘若要在想象和理解这两者之间划分轻重，那么，在戏剧审美中，想象的成分更重。想象是整片印象的直接构成因素。 观众整片印象的产生，就是对舞台形象的修补。心理学家们把这种想象称为再现性想象。舞台的外观形象未曾直接提供的东西，都可以凭借着这种想象在观众脑海里再现出来。 想象中的景物往往比实际景物模糊而旷远。正是这种模糊和旷远，扩大了对于审美对象的容量和伸缩度。难于诉诸实像或不便诉诸实像的事物，最好都交付给观众的想象。盖叫天说，在戏曲表演中，“青山、白云、乱石嵯峨的山峰和崎岖不平的山路，都要靠演员的身段给表现出来，让观众随同演员身历其境地一起生活在这幻景中。”从演员的身段所想象出来的自然幻境，似乎不像如实呈现的景物那样清晰和近切，但却能把舞台无法表现的高度和广度表现出来，而且让每个观众拿出自己生平见过的最巍峨的高山、最明朗的云天加入进去，整片印象反强于实景无数。 艺术欣赏中的思考，不是读哲学论文式的思考，不是智力游戏式的思考。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领会，也不是一种对预定答案的索解，而是一种启发式的思考，其结果，是意会，是神交，是顿悟，是心有所感而不必道之的那种境界。 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传染性，也可出现干扰演出效果的作用。人在剧场中的心理机制，比在生活中更加灵敏和脆弱。观众是比较轻信的，对于剧情和邻座的反应都是如此。一个在生活中像顽石般一样坚定而木然的人，一旦置身于帷幕前、池座间，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邻座一声轻轻的抽泣固然可以使他的心弦也发生颤动，而邻座所发生的不信任的一哼，也可以在他的审美目光中蒙上一层疑虑的色彩。即使是一个对所演的剧目极有信心的戏剧家，也很怕与那些审美趣味迥异的观众一起看戏。这本身就表现了他审美心理的脆弱性。在剧场之中，不满的星星之火会燃成一片大火，把整个演出葬送。在演员目光中，这种传染性不啻是一场瘟疫。 黑格尔举歌德的诗剧《葛兹·封·伯利兴根》为例，说明缺少概括力的平淡琐细的表现方式，是美在形式方面的速朽性因素。他认为一个戏剧作品应该既有不平常的吸引力，又使观众亲切易解。太琐细会对目前的观众缺少吸引力，太琐细又会使今后的观众无法理解。相反，只有那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艺术方式，才能运载着艺术生命，从今天流传到未来。按传统的看法，这种艺术方式应该有比较紧张强烈的情节安排，比较完整晓畅的结构外形。紧张强烈为的是把后代许多对作品内容生疏淡然的观众拉入作品，因为艺术除了本身的吸引力外没有其他拉观众的办法；完整晓畅为的是易解，因为对于后代来说，一个完整的生疏事物远比一些生疏事物的碎片更容易接受，更容易理解。 具体的结构方式可以发展，但戏剧的长远生命力总得包藏于一个易于被后代接受的艺术形式中。任何审美对象一定要使后代审美者尽快地、轻而易举也进入审美过程，这是美的延续的一个重要条件。审美的生疏化的出现，就是美的朽逝的开始。 大多数西方传统喜剧在心理因素的配置上要把悲剧所重视的同情削弱。观众不与喜剧中被嘲弄、被鞭笞的主人公发生“自居作用”或“移情作用”，因而不用去感受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当然，观众自己还是有情感的，但在看喜剧时这种情感与理性融成一体，不向剧情倾泻而只对剧情作出居高临下的评判。喜剧作家大多避免喜剧人物与观众的情感勾连，因而常用夸张手法把他们表现得反常、怪异，让观众面对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能放心地、自由地嘲笑他们。一切能够诱发观众对讥讽对象情感趋近的合理性行为逻辑，常常被喜剧作家故意打乱。这样，喜剧虽然也会出现阻遏被讽刺人物欲望的情节，但这种阻遏并不对观众内心的心理长流起作用，只是对一开始就处于嘲弄之下的丑恶现象的进一步打击而已。总之，在喜剧心理定势中，理智和思想的地位十分显赫。 喜剧只需要“一种从外部进行的观察”。喜剧作家不可能靠着对自己内心的挖掘找出喜剧因素来，“因为只有在我们身上的某一方面逃脱我们意识的控制的时候，我们才会变得可笑”；也不能深入内层，因为一深入就会接通因果关系，而有合理因果关系的事物是不可笑的。因此只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嬉笑满纸的剧作很少能引出观众由衷的笑声来，哀声连连的台词也不易把观众拉入深沉的悲哀。高明的剧作家，不仅能使观众在平静的情节中大喜大悲，而且还能以轻松的打诨插科引出观众的眼泪，或在剧中人真诚的哀号中酿制出饱满的喜剧效果。它们的共同秘密之一。就在于情感共鸣的两面性。 一般说来，强暴外力反复欺凌处于被动状态的柔弱之力，观众的感受重于悲，反之，强暴外力遭到了刚毅之力的抗击，观众的感受重于壮。 一切都是“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惰性审美状态，看似轻松流畅，实则必然会导致戏剧审美的圆熟化、浅薄化。不含纤维素、不必费咀嚼之功的提纯食品很难成为美食，食之既久还会败坏肠胃；观看起来完全不必耗费心力的轻松戏剧，一旦弥漫剧坛，也会败坏观众。 17 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都不想传世。 我只想我的某些文句滋润某些人的心田，而这些人因此所产生的点滴情思，淡淡地影响了周围。周围，又有丝丝缕缕的传递，既不强大又不纯粹，却留下了不断的印痕，延绵远方。 没有人记得，这些印痕与谁的文章和谁的名字有关。 我的写作，就像我向拥挤的人群递过去一个笑容。 接受我笑容的只有几个路人，引起反应的更少，但他们因我的笑容而增添了一点喜悦，也给别人露出了笑容。 笑容传递下去了，其中个别人，养成了向路人微笑的习惯。 当然，笑容的比喻过于单纯，还可增加一些表情。例如，传递给世间的是一份端庄，一份从容，一份忧虑，一份急切…… 总之，传递出人之为人的正常表情，使世间的不良表情，感到寂寞。 哪怕写了一辈子，写到最后一篇文章，也不要企望读者的信任惯性。写坏最后一篇文章是极有可能的事，到时候只能再一次领悟：我与读者未曾签约。 人世间很多事，越是发展越容易迷失。清醒的人总会不断自问每件事的原始定位，警惕自我迷失。写作这件事，是写作人与读者的心理沟通，素昧平生的读者有一些心理底线，这也就决定了写作人的心理底线。我们应该多想下这些心理底线，以便找到一个立足点。没有立足点，做出来的姿势再美丽也要闹笑话。 读者没有义务要去兴致勃勃地读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这一点，初学写作的人大多明白，但当他稍有名气，往往就迷惑了，以为自己有了一个稳定的读者群，自己的名字就是契约。真实情况不是如此。 写作人自己也是读者，总该从自己的阅读心理上领悟：不存在永远忠实的读者，不存在那个想象中的契约。 什么时候都没有理由自我放任、松松垮垮，让读者去听你的胡乱闲聊、重复唠叨。每一篇都是一个新开始，每一句都有一份新诚恳。曾国藩说，立身处世，在乎敬、诚二字，写作人也要每时每刻以敬、诚面对读者。不管以前的文章已经为你添加了多少声势，你也不可以仗势欺人；不管以前的文章已经为你集结了多少读者，你也不可恃宠耍泼。 尊重读者，首先要吸引读者。 一生中有几本书不能吸引读者，这几本书等于白写；一本书中有几篇文章不能吸引读者，这几篇文章等于白写，一篇文章中有几句话不能吸引读者，这几句话等于白写。 完全不考虑吸引力而自命清高，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有时候还是一种值得仰望的人生态度。抱有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不适合写文章。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文章只限于文学范围，不包括学术论文。但是我作为一个也曾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需要补充一句：即便是学术论文也应该具有起码的吸引力，只不过吸引的范围和方式不同罢了。 医生检查病人需要做心电图，我们在写作和修改的时候也等于在做心电图，既是文章的心电图，又是读者的心电图。心电图一旦出现平直线，就有死亡信息在觊觎，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把生命重新激活。我在修改文章时也常常把自己转换成一个医生，用尽量苛刻的目光检查每一个段落的“心电图”，看看有哪些平直线出现了，有哪些令读者厌倦的硬块需要剔除。可惜等到发表时，仍然会发现不少硬块还是从我眼皮底下逃过去了，真对不起读者。 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文化作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的文化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所谓境界，是高出于现实苦涩的一种精神观照。你好像猛然升腾起来了，在天空中鸟瞰着茫茫大地。由此，文章不再显得平面，因出现了另一个向度而成为立体。 要升腾，必须挣脱世俗功利得失的坐标，从而使世间的难题不再具有绝对性。它们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因此具备在更高坐标上获得协调共存的可能。 例如正像先哲所言，人的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本来是很难协调的，感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人欲横流，理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规矩森严，这也是一种两难。那么，举行一个舞会吧，在舞会上，人的许多感性欲望获得满足，生命的节奏跃动在声色旋涡中，但舞会是有规矩的，人类的理性命令渗透举手投足之间。席勒说，人们通过游戏才能把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协调起来。那么舞会就是这样的游戏。 席勒所说的游戏，就是一种高的境界。 这些游戏，都因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两难，而散发出自由和人性。 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境界就是超然的关怀。 在这样的游戏中，生活和艺术非常靠近。 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决定再继续学术著述之外，去触摸另外一个文体。 此后，当我遇到那些已经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课堂；当我遇到那些可以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学术；当我遇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再避开，因为有一个称之为散文的箩筐等着它。 不能把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交付给散文。在这里我要做一番筛选。 首先就要看一看它的无法解决是否具有人文价值。有些问题乍一看无法解决，实际上是科学研究和思维水平尚未达到，或者是某种实力角逐一时难见分晓，这些都应排除。真正有价值的难题，大致属于人本范畴的先天性问题； 其次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能够牵动普遍的人心。如果只是经院思辨领域的人本难题，一般也予以排除，只留下那些关及社会生态，因此也能引起众生感应的部分； 第三，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旦显示出来是否能够激发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使他们因加深复杂的人生体验而抬起头来，由大困惑走向大慈悲，如果只能让人绝望，也要割舍； 最后我还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适合我来表现。例如，我的生命经历使我在文化人格的构建、人类文明的命运等问题上更能投入知识和感情；我的艺术经历又使我对人物的遭遇、历史的细节较感兴趣。 我在构思中常常是想如何把一个苦涩的难题化解成一个生动的两难选择过程。文章中的主角在进行两难选择，我自己更在进行两难选择，结果，把读者也带进了两难选择的过程之中。这一点，几乎成了我散文中的基本情节。 世上有一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结论却永远盘旋于人们心间，牵动着历代人们的感情。祖先找过，我们再找，后代还要继续找下去，这就成了贯通古今的大问题。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也正是出现在这种永恒的感受和寻找中。 平生最苦恼的事是接受朋友的命题作文。这就像把我随意抛落在一个陌生的山冈，我本不想在那里找到什么，也不知道能在那里找到什么，胡乱走去，能有什么结果？更可怕的是，我知道这样的胡乱脚步都在朋友们热烈的逼视之下，所以又要装出似乎找到了什么，强颜欢笑，夸张表情，好像处处感动，时时兴奋，这真比什么都累。 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 没有个体的集体，是一种纸扎的庞大、空洞的合唱、虚假的一致。 依我看，灵感是生命的突然喷发，生命大于理智，因此在喷发的当口上，理智已退在一旁。 灵感的产生需要气场，文章中的气场就是情景。 我的灵感并不呈现为波澜壮阔的状态，而只是片段闪光。我的震感也不能巍然自立，而只能依存于叙述对象和叙述过程之中。当我越来越深地体验着叙述对象和叙述过程，不知不觉之中已把自己溶入其间，然后才有生命潜藏的唤醒。 在我的文章中，自认为那些不错的句子都是一字一句认真苦磨出来的，但奇怪的是其中最令我满意的文笔却并非如此。往往是，熬了很久，苦了很久，头脑已经有些迷糊，心志已经有些木然，杯中的茶水又凉又淡，清晰的逻辑已飘忽窗外，突然，笔下来了一些句子，毫无自信又不能阻止，字亦潦草地任其流泻，写完也不会细加捉摸，想去改动又没有了心绪，谁知第二天醒来一看，上上下下都不如这一段精彩。 苦思只是某种准备，准备再好也可能不来，准备草率倒可能来了，这里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像深山寻瀑，并不是走的路越多，找到的可能就越大。写作中的灵感产生于埋伏在心中的莫名意念：我是获悉此山有瀑布的消息才进山的，我听得到瀑布最依稀的轰鸣，也感觉得到它从远处飘洒过来的水气，我与瀑布有约，瀑布在那里等我。 有时走得精疲力竭也未能找到，那就是走错了路，找错了山，干脆离去。世上有瀑布的山多的是，它们都在那里等我。 同样，如果写作中始终没有找到灵感，那就废弃这篇文章。 废弃的文章中也不乏巧思，但巧思只是触动了我的一点聪明，并未触动我的生命。不废弃这样的文章，便扭曲了自己的生命。一次次的扭曲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糟蹋。我何必花那样大的辛苦，去描绘一个非我之我？ 我读书，多半在深夜。四周都已沉睡，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盹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世间有不少表面上看起来气吞山河、辛辣犀利的雄文，或敏感波俏、仪态万方的妙文，细读之下却没有什么人生原则，只把气势、机智和风格当作了写作的目的。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窗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淅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地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也许从中学语文教学开始，大家对写作产生了一种普遍误会，以为写散文就要堆砌词汇，动辄抒情、随意议论。一件事情还没有讲清楚呢，情绪和观点已经泼得读者一头一脸，读者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纸页间又变得玄深莫测、一惊一咋。有时见到了作者，发现为人倒是随和、平实，不知怎么一拿笔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文章之道千万条、各擅其胜，但是，我对平实叙述却情有独钟。我觉得从这条路上，比较容易走向大气。我读叶圣陶先生后期的一些散文，面对一句句洗去了一切色彩的纯粹白描式叙述，喜爱程度远胜那些“五四”以后被广泛推崇的美文。 我希望作者在今后的写作中要注意细节敏感。惟细节，划分着叙述的精妙和平泛的界线。另外，增加一些情趣敏感。惟情趣，决定着叙述的人性品味。 质感、细腻、随意，尽量把大感觉化解成小感觉，把理性结论隐藏在几乎看不见的地方，因此也可能根本没有这种结论。这样的文字，才有一种感性的征服力。 绝不追求那种经过洗涤的纯美。深信很多艺术写生和游记笔墨都用过度的省略而走向了虚假，因此优美的旅行作家总是在感性的谈吐中不避真实生活的芜杂。 18 寒冬季节，万木凋零，山河失色，只有夹在书本间的那些树叶还为人们保留着某种记忆。即便不在冬季，世上还有很多人无暇或无力畅游山林，那么，几片树叶，也算是一种不俗的馈赠。如果不同的树叶还能拼接出几组神奇的图案，那就更有意思了。 眼前这本书，就是从我栽种在山间的那些树木中采摘下来的叶子，它们脱离了曾经滋养它们的枝干，却在这里拼接出了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叫“人生”。 如果读者愿意凑近鼻子细细一闻，说不定还残留着山林的依稀气息。 《余秋雨人生哲言》无错章节将持续在手打吧小说网小说网更新,站内无任何广告,还请大家收藏和推荐手打吧小说网！